自利与利他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从最卑微的起点出发(人类的自私天性)，所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福祉的梦想(资源的最为有效的配置)。只不过这个假定只是起点，只是假定，当认真观察社会各种人的行为，进而考量他们的内在动机时，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自私自利，他们也还能活得很好。想想周围的同事，并不是每个人都靠各种潜规则、“兴奋剂”才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中性论者甚至利他主义者往往能在这个社会上取得更大成功。

论及动机，弗兰克首先肯定了教育对人类行为的重要影响。主修经济的学生，在合作率上低于其他系的学生，而且学生们学习各自的专业越久，这种差异越大。他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狭义的自利模型怂恿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搞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然而，他认为在商业界，由于诚实的候选者抢先就抄了捷径，得以晋升到需要信任、薪资优厚的好岗位上，所以诚实往往反倒成为企业家的制胜之道。因此，样子诚实具有极大的优势。而获得这一优势的最佳途径，就是真正保持诚实。

传统的经济模型假设，人在狭义上都是自利的。若“经济人”–模型里的典型理性行为者–在人行道上捡到一个钱包，他一定会把里面的钱揣进自己兜里。他不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他从不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更不会匿名为选举活动捐款出力。

这种态度源自所谓的“搭便车”问题，也即理性选择论的一大基石。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指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消费问题，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但事先宣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的享受成果。

尽管搭便车问题的逻辑看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人们的行为却跟它的诸多预测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例如，2008 年1月，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活动中共获得超过来自250 000人次、总计 320万美元的捐款，帮他竞选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他竟选活动也因为支持者们主动把狭义自利踢到一边，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当然，可能不如奥巴马这次来得声势浩大)。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在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阐述过这个问题：就算民众跟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目标相同，在竞选活动中捐钱出力也不会给他们什么重要的物质利益。毕竟，依照法律，现金捐赠最多不可超过2300美元，所以，就算捐了最高额，也不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什么影响。同样道理，参加竞选活动的志愿工作者–哪怕他出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到了成百上千张选票–也不可能因为选举获得什么好处。

从传统自利模型的角度出发，这种行为相当于地理学上绝不可能发生的“河水逆流”现象。可人们常常热切地渴望参与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动，而且它也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体育迷们罔顾成本效益计算的标准，摇滚乐队的歌迷们也一样。

1982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0.Hirschman)，在《转变参与》(Shifting In- tolvements)书中承认，利己主义在某些时代的确是支配性人类动机。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人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商品，但同时开始体验到失望感。每当消费标准提高，人们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当前的地位。压力增加，人们越发不愿向公共领域贡献资源，情况一步步走向恶化。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觉悟的消费者也更容易接受来自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呼吁。

最终，引爆点到了，赫什曼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个人利益的拼死竞争，把精力投人到集体目标当中。“搭便车”问题无法再阳止他们，不光因为他们减少了为个人消费赋予的价值，也是因为他们从献身公益事业中找到了满足感。如此一来，自利模型认为是成本的东西，公益积极分子们却认为是好处。

按照赫什曼的说法，类似的心理动态左右着集体行动的追求。有些时候，支持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某一社会运动，可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开始变心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界定高尚行为的标准随着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积极寻求公民道德的人越来越多，靠参与志愿工作很难再赢得道德上的赞许。部分受挫的志愿者放弃了社会运动，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剩下的追随者也感到了压力，想要半途而废。到了这个点上，整个循环又从头开始。

赫什曼对美国20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他得出结论，这类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是20年左右。也有的时候，某-模式的重现周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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