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肯成老师-一一-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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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曾肯成这个名字，是在大一史济怀老师的数学分析课上。那是那学期的最后一次课，当时课已讲完，史老师特意拖了堂，史老师说他有必要和大家讲一个人——曾肯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曾肯成这个人，当时听着，只觉着大概又是科大的一个奇人，是科大数学史上的一段轶闻。那时的我对曾肯成这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不过是史老师口中，上课拿袜子当手绢擦脸的囧事。
后来随着我学习密码学，接触密码学的圈子，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曾肯成老师，我深深的被他所震撼，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形容他，如果说他学术成就斐然，他同时期的同学，包括他后来的学生都早是院士了，他什么都不是，他甚至都没什么头衔；如果说他爱国，伟大，像华罗庚，钱学森那般毅然回国，投身祖国事业，他算不上，他是个右派；如果说他桃李天下，可如今他耕耘半生的科大，以及他一手创办的信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生们大都已不知道他。他不是主流媒体中宣传的知识分子形象，但他的身上却展现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气节与尊严。我觉着他应该被人们知道，记住，至少被科大的学生记住。
想起写这篇文章（本文写于2015年初）是源于前段时间人人网上的师弟的一条状态：史济怀老师又给大一的学生讲曾肯成老师的故事了。我想史老师也是想用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让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人，于是我决定将史老师的口述纪录下来，斗胆写下这篇文章。
曾肯成生于1927年，1946年入读清华大学数学系，丁石孙（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48年转入清华后与曾老师是同学，丁石孙形容曾肯成是：智力超群，上学期间看了很多闲书，花在数学上的时间不多，按现在的理解应该是属于大神级别的人物，不是学霸。而且曾老师文学素养很高，经常写诗。李尚志老师（中国大陆首批十八名博士之一，导师为曾肯成）也颇爱写诗，大概多少也是受曾老师影响吧。后来，49年华罗庚回国，就从清华那些毕业生里面抽了几个学生去上华罗庚的代数讨论班，曾老师是其中之一。后来，曾老师毕业被分配到了科学院，他便就跟着华罗庚做研究了，不过据传两人相处并不好，没多久曾老师就不和华先生读了，大概是因为曾老师自己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曾老师也没能算作华罗庚的学生。
大约在五四年左右的时候，曾老师被调到科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有一天曾老师就找到丁石孙问他想不想翻译一本俄文书，是鲁金的《解析几何论及其应用》，按丁石孙的说法，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当时曾老师的俄文是学的很好的，给苏联的专家组组长当过翻译，在五六年底的时候，曾老师就去了莫斯科大学留学。五七年开始反右，曾老师人还在莫斯科就被打成了右派，要求立即回国。而打成右派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在maozedong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第二条是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其实，曾老师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maozedong表扬的，而且后来有其他留苏的同学说，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能与苏联学生辩论政治问题的水平，只有他能讨论。
就这样，曾老师就给打成了右派，当时曾老师所面临的抉择有两个：做火车往西去是波兰－东德－欧洲，去了罪名就是叛国；做火车往东走是回国，回来就是右派挨批斗。后来，曾老师曾对史老师说当时他在火车站犹豫了一天，最后选择了回国。主流媒体如果报道这段肯定会用“毅然决然踏上回国的路”，就像形容华罗庚，钱学森一般，但我想当时的曾老师肯定是带着极大的无奈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好在曾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来到了新建的科大，免受了更多的政治迫害，当时科大差不多成为了科学院里很多右派们的庇护所。曾老师来到科大后恰和史济怀老师分到了一个宿舍，史老师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还是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的，他就特别不满意为啥把他和一个右派分到了一个宿舍。他也不敢和曾老师说话，怕再给戴个“勾结右派的帽子”，曾老师一开始也不搭理他，就自己看自己的书，史老师说当时曾老师什么书都看，而且看的特别快。后来史老师就觉着这个人怪是有点怪，可也没看出来哪里“右”了啊，他就开始试着问曾老师为啥给打成了右派，两个人就这么聊起来了。关键当时科大的氛围还是很好的，大家都没太拿右派当回事，也给了曾老师很好的待遇，而且曾老师也实在是厉害，后来国家评定第一批的教授，博导的时候，系里一致通过曾老师的评选，当时他的右派帽子都还没摘掉。
曾老师在科大的时候主要承担的是教学任务，并没有太多的科研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科研环境太恶劣。当时学校的图书馆被军宣队管着，里面的外文书籍一律不准借，外文的东西嘛，都是西方价值观，坚决不能进校园！曾老师就和史老师两个人配合，趁中午曾老师偷偷遛到图书馆里，拿了书就从窗户里往外面扔，史老师就在下面捡。史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笑地特别厉害，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这叫“雅事”。不过我听着总还是觉着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曾老师在教学上还是很得心应手的，其中最让史老师佩服的是曾老师写讲义。别的老师写讲义，都得先打稿，在课上讲，根据学生反馈，来来回回修改，弄很长时间。曾老师写讲义，直接下笔，一气呵成，他写讲义的时候，烟一直抽，毫不间断，手也是一直写，也不间断，过上一星期，一本讲义骤然而成！科大数学系最开始的一些讲义大都出自曾老师之手。不过估计这也是曾老师晚年健康恶化的原因吧，吸烟有害身体啊。
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天赋与才华的人，可以说在他50年毕业后，直到78年，二十八年间，曾老师并没有什么机会投入到科研中。如果当时他能跟着华老一直做研究，又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他都应该早已在学术上做出突破性的成就，可是命运无常。如果说第一次离开华老还只是个人选择，而被打成右派，无奈回国，则真的是无力反抗，国家走上一段弯路，对个人的影响或许是一生。然而命运还是不肯放过曾老师，曾老师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的红斑狼疮，这是危及生命的病。在为孩子看病那些年间，曾老师经常穿着一件破夹克，夹克的口袋里总是乱七八糟塞着五颜六色的钞票，有时还露出半张在口袋外，其生活之潦倒可见一斑。
后来78年，科大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为了孩子看病方便，曾老师调到了北京，在这里曾老师的学术才华终得展现！自八十年代开始，曾老师开始了密码学的研究，一手创办了dcs计算中心与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国内最早的一批从事现代密码学研究的学生，其实很多是科大人。仅仅从87年到90年，曾老师便在密码学最顶尖的会议crypto上发表了四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至2015年写下本文时）在上面发表论文最多的大陆学者。这个会议81年才开始举办，当时每年录用文章在20篇左右，在上面发文章的有，Rivest, Shamir (RSA提出者，图灵奖)， Goldwasser, Micali, Goldreich, Naor 等等众多图灵奖，高德纳奖，哥德尔奖。05年王小云关于md5的攻击也是发表在crypto上面的，目前在crypto／eurocrypt 这两大密码学会议上发文较多的大陆学者也只有王小云和上交的来学嘉。
关于曾老师和这个会议还有一点很有趣的要说，当时曾老师去美国开会的时候，提出了标准化的线性攻击（LCT），开着会就有美国的官员直接找到了曾老师，利诱曾老师不要回国了。那时候出国啊还是有些敏感的事情，何况曾老师研究的还是密码这种涉及信息安全的学科，当时曾老师直接就被吓到了，立马联系了大使馆回国，会都没开完。不知道这是不是之后曾老师就再也没有投过crypto的原因，不过这也能看出曾老师的学术水平和影响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内密码学真正的第一人，大牛，竟然没多少人知道，不仅科大的学生不知道其在密码学上的影响，甚至连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的学生们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曾老师这个人。我真的觉着很多科大人有一种天生的技能，明明做的很牛逼就是不让人知道。而相反，一些如今已评为院士，很有名望，号称中国密码学界开拓者的人却在crypto/eurocrypt这种顶级国际会议上一片文章没有（我不是说这些人不行，我只是觉着曾老师要比他们好的多）。我觉着曾老师一生都没有得到与他实力所相当的声誉。
最后用丁石孙写给曾肯成悼词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愿借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曾老师逝世于2004年5月13日。
希望科大的同学们能记住这样一个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于：
一，史济怀老师口述
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三，曾肯成老师治丧网站：http://crypto.nknu.edu.tw/psnl/zengkencheng/index.htm
四，丁石孙：哭曾肯成（丁石孙为曾肯成治丧委员会主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e3ddb0100mven.html
五，李尚志：我的导师曾肯成http://zsb.ustc.edu.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6 来源：科大招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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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奇何叹，赤心天然 ——记数学家、密码学家曾肯成
作者：张英伯 李尚志 翟起滨
引 子
2004年5月13日，中国数学界的一位奇人在缠绵病榻近十年后，默默地离开了喧嚣的人世。他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位普通的退休教授 , 原计划由院里的离退休工作处主持后事。
不料他的追悼会却极尽哀荣。应他女儿的邀请，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任副主任。研究生院在讣告中对他的定位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密码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资深教授”。悼词中说 ：“他才华横溢，思想深邃；举重若轻，奇想频出；文理皆秀，科教俱佳；学术精湛，成就卓著。”“一支长长的送行队伍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前行，仿佛走在一片桃树林中，桃花谢了，桃子摘了， 只剩下枯枝。队伍中是他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他们不是来欣赏花的芬芳，品尝果的美味，而是来感谢树的恩情，留下永远的纪念与崇敬。”1
丁石孙曾写道 ：他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很有才能，应该给国家做出很重要贡献的天才。”他“为人正直，不说假话。得罪了很多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就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2
他叫曾肯成。
一、痴迷书海
1927年12月7日，曾肯成出生在湖南省涟源县一个大户人家。家中在乡间有二百亩良田，村外有窑厂，县城有商铺。村里的乡亲以曾姓为主，只有几户外姓人家。
这个家族与双峰县的曾国藩家族同祖同宗，供奉同一个祠堂，两县在目前的行政分划中属于娄底市的两个区。
曾肯成的父亲是本地一位颇有才学的士绅，精通易经。曾肯成排行老二， 有一个大他十岁的哥哥，小他一岁的弟弟。曾家祠堂办了私塾，村里无论是大户子弟还是长工的孩子都去读书。
曾肯成身材瘦小，又是少爷，有时由别的孩子替他挑书。乡间不用书包， 四书五经放在木箱里用扁担挑着上下学堂。
他的童年是快乐的 ：在村子里爬树掏鸟 ；在山林间踏花寻路 ；光着屁股跳进溪水中嬉戏打闹。当年私塾的孩子们打架，壮实的刘海荣冲在前面 ；手无缚鸡之力的曾肯成则跟着滚成一团的交战双方绕圈子，声嘶力竭地呐喊助威。
巧合的是为他挑过书的刘海荣后来成为他科大的同事，搞行政工作。他曾赋七言绝句一首《忆儿时一道光着屁股打鱼事赠挚友刘海荣》：“漠北淮南人落拓，龙山涟水岁峥嵘。凭君莫话儿时事，小网清溪啸野童。”那时他落魄了， 在故乡龙山涟水间度过的美好岁月却依旧栩栩如生。
曾肯成自幼聪慧过人，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在他过11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父亲命他当众赋诗一首。曾肯成的生日按阴历计算是11月11日，只见他略作思考，顺口吟诵 ：“十一十一满十一，光阴似箭矢如飞。学得一身本领在，再过十年二十一！”亲友们听后交口称赞，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肯成儿长大一定能做大官！”
这段往事来自1975年6月1日那天，当曾肯成得知自己的爱女曾宏做了班级的少年先锋队小队长时，兴奋地回忆起他十一岁生日的盛况，感叹道：“人家都说我可以做大官，可是我连小组长这样的官也没当上，我的女儿曾宏在这个年纪可当上小队长了。”路过小卖店时，他决定给女儿买一块五角钱的巧克力作为奖励。可是翻遍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口袋，也没能凑够五角，与他同行的学生见状，马上掏出自己的钱包替他买下来了。
曾肯成在私塾读完初小，才到外面去上西式小学。小学毕业，曾肯成考进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
国立师范学院的校长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廖世承，国学家钱基博等一批饱学之士在那里任教。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便是以该校为原型创作的。为了研究中等教育，以及供学院的师范生观摩实习，廖世承呈请教育部批准创立附属中学，并亲任校长，国师附中的质量之高不言而喻。
在16岁那年的暑假，曾肯成发现自家的阁楼上有一本200来页的《微积分》，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译自英文，用文言体书写的。他捧起这本书通读下去，竟然读懂了，觉得特别好玩。他还把微积分中的习题编成诗句，解答过程也用诗表现一番。这本《微积分》成为他走向数学之路的启蒙读物。
曾肯成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培养报务人员的电信班。对于他来说，文化课易如反掌，但是出操训练成了大问题。他的小脑功能不太健全，走路有时一顺3。糟糕的是他个子矮小走在前面，队列中的学员不知不觉地也跟着他走一顺了， 于是他就被开除了。
1946年，曾肯成以中南地区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来学校报到时，新生宿舍尚未准备齐全，几位湖南老乡就在清华学堂的地板上睡了一个月。
在大学的第一年，由于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把父亲给他的钱胡乱支配和丢失，很快就没钱用了。次年，他的弟弟曾肯干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父亲只好把学费统一放在他弟弟处，按计划寄钱给哥哥。
曾肯成在体育课各项运动的测试中从来都不及格。幸亏生长于湖南水乡的他天生就会游泳，只有这一项运动及格了。
曾肯成的班上有20名学生，因为招生人数不多，数学系每年级只有一个班。
一年级开设微积分，期末考试如果达不到75分，就不允许继续留在数学系了， 因而不少同学转系。目前我国一位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班转到经济系的。也有一些学生退学，二年级又会有一次减员，数学系有很多届到四年级毕业时就剩下三、四个学生了。
班里成绩最好的是曾肯成，他非常用功，有时深夜打着手电在被子里写读书要点。要读的数学书太多，如果无法选择先读哪本，他就用抓阄的办法决定。除了读数学，曾肯成还读物理、地理、历史、文学、哲学，甚至宗教，古今中外，林林总总，什么方面的书都读，藏书丰富的清华图书馆使他如鱼得水。
万哲先、丁石孙、曾肯成是最要好的朋友，戏称“铁三角”，他们三人同年， 但万哲先启蒙较早，比其他二人高出两个年级。
万哲先谈到他念三年级时，有一天到二年级同学胡潮华寝室去玩。不一会儿一年级的曾肯成来找胡潮华请教数学问题 ：关于萧君绛先生所译范德瓦尔登《近世代数学》（卷下）第 7 章的伽罗瓦理论。胡潮华没有学过，便请高班的万哲先回答，那次巧遇使万哲先和曾肯成正式相识。问题相当深刻，万哲先也感到困难，就和曾肯成一起看书、讨论，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曾肯成喜欢看书自学，所修课程总是比同学超前。
万哲先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曾肯成班上的助教。这个班学过的课程有吴光磊的微分几何、段学复的伽罗瓦理论、王宪钧的数理逻辑，闵嗣鹤的解析数论等等，主讲人都是当年数学界的大牛。
丁石孙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满，于是参加了gcd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不得不异地转学来到北京，考入了清华数学系三年级，成为曾肯成的同班同学。进校不久的一天，曾肯成悄悄地指着万哲先为丁石孙介绍 ：“那个小胖子很厉害。”
丁石孙在《哭肯成》一文中说：“……同学几年来，我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群。他不但有很快的理解能力，而且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认为这两者同时都强的人并不太多。”“他看了许多闲书，…… 但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学得最好的，至少比我要好。”2
1950年，曾肯成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得当年毕业生的最高奖项，与他同时获奖的数学系同学有丁石孙、殷涌泉。
这个班还有一位坚持到四年级的学生名叫梁凡初，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权。其间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专门负责学生运动。他的毕业论文都写好了，却差一个月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因为党组织将他调离学校，到北京市团委去工作了。
梁凡初是湖南安化人。安化目前属益阳市辖区，与涟源接壤，离曾肯成老家很近。曾肯成有时跟着梁凡初在清华附近的农村办识字班讲课，不过他的湖南口音村民们不易听懂。他还跟着梁凡初领导的医疗队，给村民发点红药水， 紫药水、硼酸一类便宜的常用药。因为乡村从未用过西药，这些东西有时还真管用。在1949年上半年，梁凡初介绍曾肯成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现名共产主义青年团）。
数学系课程很难，物理系更难。当时大家都很佩服物理系的黄祖洽，数学系的一位老师企图把他挖过来，再三动员他转系未果。那个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已经制造了原子弹，并用它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黄祖洽和物理系学生们的理想是“为中国制造原子弹”。
丁石孙写道：“在我们毕业前一年，就是1950年，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数学系任教，课程是他近年来正在进行的典型群方面的工作，课程的名称叫矩阵几何。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与华罗庚有较好的关系，从我们毕业班向华罗庚先生推荐了几个人，让他挑选。因此曾肯成毕业后就到科学院，在华罗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留在清华数学系当助教。不久我就听说他跟华先生相处得不是太好。也许曾肯成自己的想法太多，很难严格地在华罗庚先生指导下进行工作。”2
按照王元院士的说法 ：“华罗庚是天才，曾肯成也是天才，两个天才很难弄到一起。因而曾肯成也不是华老严格意义下的学生。”
1950年前后，曾肯成家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在抗日战争期间，嫂嫂有个兄弟在国民党军队做事，哥哥便投军参加抗战，后来成为军官。父亲早两年去世了，家中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只好由母亲当家。幸亏家族势力强大，邻里关系融洽，母亲有了困难经常由族人出手相帮，甚至还出面替她偿还赌债。
中国的读书人乡土观念很重，哥哥舍不下母亲，也舍不得家中的良田、窑厂和商铺，便于1949年初回到了家乡。
1950年，湖南省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maozedong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述了1927年湖南土地革命的情景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 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土改工作队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的执行机构。曾肯成的哥哥理所当然地划成了地主，母亲不断地被游街、批斗。不但如此，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还逼着嫂嫂殴打母亲，母亲不堪凌辱跳河自杀，嫂嫂随后跳进河里，拼着性命将她拉了上来。
土改积极分子仍不罢休，逼迫嫂嫂接着再打。每天积极分子走后，兄嫂就时刻守着了无生趣的母亲，不敢怠慢。过了几日，母亲还是趁嫂嫂外出不备， 在家中上吊了。也许一个人决心赴死，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从此以后，曾肯成便给兄嫂寄钱，资助他们的孩子读书。
曾肯成的弟弟在抗美援朝中参加了志愿军，回国后在解放军的洛阳外国语学院工作。
二、语言怪才
曾肯成于1952年初离开数学所，来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编译局。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才子，除了数学之外，还通晓文、史、哲、宗教。
有一次他参加了郭沫若院长接见苏联代表团的活动。该团的一位成员与郭沫若谈起中国甲骨文的一个问题，可是院长的俄文翻译不懂科学术语，译得总是不太得体。于是曾肯成就用英文翻译给这位可以听懂英语的苏联专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郭沫若非常高兴。
当时中苏关系至关重要，而中国科学院缺乏通晓科学技术的俄文翻译。于是在1952年7月中旬，院部派曾肯成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文。
曾肯成学习十分刻苦，经常到可以锻炼俄语听说能力的地方实地演练。他发现学校附近有一个俄国墓地，就常去找看管墓地的白俄老太太，滔滔不绝地用俄语跟她侃大山，到了后期，甚至可以用俄语跟老人对骂。
不到两年时间，曾肯成说俄语时的准确与流利程度令俄籍教师都不敢相信， 称道他的俄文已经达到当时俄语专科学校教师的水平。留学前苏联的计算数学家石钟慈院士说 ：“俄语语法复杂，我讲俄语比较流利，但语法常出错，曾肯成从不会错。”
1953年12月中旬，曾肯成离开哈尔滨回到北京。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便有了通晓科学技术、深谙理工文史、语言准确流畅的高水平俄文翻译。一位学习中国历史的苏联研究生写了篇学位论文，论述郑成功收复台湾，送到中国史学界权威郭沫若那里审查。审查之前需要译成中文，但是在翻译中遇到了困难 1。论文中有一段话：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的部队来了，闻风而逃， 同时大喊大叫 ：“kuoxingga”（此处用汉语拼音表示读音）。翻译人员没见过这个单词，查遍了俄文词典，也搞不懂它的意思。
译员想到了曾肯成。曾肯成一看就说 ：“kuoxingga 不是俄文单词，是中国话！”只不过不是普通话，而是福建话。“kuoxing”就是国姓，郑成功被逃亡中的南明皇帝赐姓“朱”，称为国姓爷。福建话中的“爷”发音为“ga”。因而 “kuoxingga”就是郑成功的光荣头衔“国姓爷”。
原本是用中国话喊的，论文中用俄文字母拼音，中国的翻译反而不认识了。这也难怪，要想译好这句话，只懂俄文和中国的普通话不行，还需要了解方言和历史，也只有曾肯成这种博古通今的语言怪才能够译得出来。科大数学系学生李尚志“文革”后成为曾肯成的研究生，曾向他求证这件事情的真伪。他没有回答，只是对着李尚志洋洋得意地说了一通福建方言 1。
曾肯成对万哲先讲过一件小事 ：有一次中苏友协发来请帖让他去开会，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被招待抽烟、喝茶。会议开始前放映了一部苏联电影，服务员拿着扩音器过来找他，说请你翻译一下。他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了影片的同声传译。
1956年元旦，中国科学院院部进行机构调整，撤销原编译局，将其部分工作并入科学出版社，于是曾肯成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丁石孙有话可说》4一书记载了这件事情 ：“我记得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一本俄文书。这本书是苏联新出的一部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是鲁金写的，书名叫《解析几何论及其应用》。
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曾肯成告诉我，鲁金就是用这本书培养了一批苏联数学家。我答应下来，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念一边翻，翻译完就出版了。”事实上，曾肯成调往科学院院部后一直都没有放下数学。
1954年，曾肯成翻译了邓金著《半单纯李氏代数的结构》。
1955年，丁石孙、曾肯成、郝炳新合作翻译了范德瓦尔登的名著《代数学》， 万哲先校。卷Ⅰ很快在科学出版社面世了，购买者甚众。卷Ⅱ译完后遭遇“文革”，夭折了，文革后才得以继续。
1964年，曾肯成、郝炳新合译了库洛什所著《群论》上册，（下册由刘绍学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著作在当年属于科学前沿，著作中文译本的出版为代数学在国内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56年被中国知识分子看作科学的春天，新年伊始，科学院开始拟定“中国12年科学规划”。全称是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苏联派了一个专家组帮助中国政府制定这个规划。曾肯成因为俄文出色， 被任命为专家组组长的翻译。苏联专家组聚集了数理化生、航空航天、原子核 技术等各个方向的院士、通讯院士和资深专家。曾肯成全身心地投入到制定研 究规划的工作中去，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俄文翻译和规划条文的逐字推敲。这个 “科学规划”在当年7、8月份制定完毕。
不幸的是规划出台的第二年就遭遇了整肃知识分子的“ 反右斗争”， 继而是1958年违背科学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引发了1959-1961年的全国大饥荒。但是从经济调整开始的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6年5月，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些重大的发展。发展的标志是三大成果 ：核技术、航天技术、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些都可以算作“科学发展规划”的成就吧。
由于出类拔萃，曾肯成难免恃才自傲。他在院部得到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配备了办公桌和当年罕见的转椅。有时同学故旧来访，他背靠在转椅上，脚跷在桌子上，颇为自得。
曾肯成书生本色，率性而为。这位才子从来不会掩饰自己，不说假话，也不大懂得看人眼色，有时天真地像个孩子，甚至忘乎所以。俗话说，物极必反， 在院部的辉煌成为曾肯成人生的转折点。
规划中引起曾肯成特别关注的是中国要研制大规模的计算机设备。也许中科院领导感知到曾肯成更是块科学家的材料，决定派他去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做研究生，时间是1956年10月。
曾肯成开始在苏联学习计算技术，他听苏联教授讲课毫不费力，甚至可以一边听老师用俄文讲述技术细节，一边用英文记笔记，课后提供给那些听不懂俄语，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
曾肯成不但能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倒背如流，英文和俄文的诗歌也能背下来一些。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为苏联女同学背诵一首俄文小诗，是倒着一个词接一个词流利地背出来的，令她们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
俄国人有时不尊重老师，他看不惯。他曾批评同班男生对一位女老师态度轻浮，那男生说 ：“我昨晚才睡过她，干什么不行！”
曾肯成对苏联现状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时甚至与苏联同学就一党制之类的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这种事情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不会去做，一方面大家都比较谨慎小心 ；另一方面多数人的俄语也尚未达到与本地人争辩的程度。
有一天他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学去莫斯科的一家商店购买食品，当营业员用天平称食品重量的时候，他观察着天平两边的秤盘 ：一边放食物，另一边放砝码，便毫无顾忌地对那位捷克同学说 ：“社会主义民主也应该像天平称东西一样，来平衡老百姓与国家领导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利。”
1957年上半年，中国gcd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gcd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当时曾肯成有一位身在北京，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朋友，她经常将《文汇报》寄给远在莫斯科的男友曾肯成。《文汇报》上有不少消息和各种言论，留苏学生都希望了解国内的情况，便纷纷向他借阅。曾肯成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然后议论一番。
他与中外同学的这些言论被打了小报告。打小报告是当年“社会主义国家” 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最高级的告密者由国家安全机构挑选，发放经费 ；大部分则由各级党组织鼓励或安排 ；还有一些是民众自发地以此向党表达忠心。
1957年10月，曾肯成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通知 ：“中国科学院命令曾肯成立即回国汇报情况。”他成了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学生中唯一被打成右派的人。
还是老朋友丁石孙对他理解最深，丁石孙说 ：“据我了解，曾肯成并不太懂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maozedong表扬的。”2“在maozedong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方向。”“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4
曾肯成万般无奈，只得简单地收拾一下，去了莫斯科火车站。莫斯科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停靠了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一列开往北京，一列开往华沙。4
中国的反右斗争在当年夏天已经大张旗鼓、如火如荼地展开，曾肯成从国内火药味十足的报纸上看到发表过不同意见的人纷纷落网，明白自己回国肯定会遭到批判和整肃。如果登上开往华沙的火车，或许可以逃脱被整肃的噩运， 但也就此走上了背离家乡故土的道路。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从东欧去往西欧并不太难，以曾肯成的外语水平和数学才华，他无论到西方的哪个国家，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或者继续读书， 完成学业。当然背水一战也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因为护照问题被途经的东欧国家引渡。
曾肯成自幼受到儒学熏染，“家国天下”的情怀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说：“一个人可以不爱国，但是决不能叛国，这是做人的底线。”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 一国政府与家国故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人可以对政府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祖先、母亲、家园、故土是永恒的。这条“做人的底线”成为曾肯成终生的坚守。
他最终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噩运。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他把《契科夫短篇小说集》的俄文原著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
下车后，曾肯成赶到中国科学院拜见院部领导，打算认真地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院领导根本不理睬他的任何汇报，正告他 ：“你曾肯成在莫斯科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经科学院党组讨论决定，划你为右派分子。”科学院办公厅很快按照领导的决定，安排曾肯成去张家口市附近的藁县，和被数学所打成的右派分子一起劳动改造。
正值1957年11月，北京已经霜冻，天气很冷。曾肯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大部分行李还留在莫斯科。他借了些御寒的棉衣棉被，去了张家口农村。在劳改的日子里，他曾经绝望过，始终想不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天条。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邓小平拨乱反正，很多“文革”中挨整的人得到了平反。当时广泛的共识和小道消息传闻也要为错划的右派平反，不过还没有实施。就在这个当口，曾肯成需要填写一份履历表，其中一栏是 ：“受过何种奖励与处分”。戴右派帽子当然是他受过的处分，应当怎样填呢？只会讲实话的他在栏目中赋诗一首 ：“曾经神矢中光臀，仍是天然赤子心。往事无端难彻悟，几番落笔又哦吟。”1
赤子指初生婴儿，意喻纯真。诗中说当自己还像个天然纯真的孩子、对国家对领导推心置腹、赤裸坦诚的时候，却无辜被反右斗争的“神箭”射中光光的臀部。这表面幽默实质辛酸的调侃，描述了他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戴上“右派”帽子。虽然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仍是天然赤子心”。
当他写到这里，是否想到莫斯科火车站上那两辆相反方向的列车？他向人们表达的可是对当年选择回归祖国的无怨无悔？1
三、科大一宝
1958年的下半年，劳动改造的右派陆续回到原单位。数学所有人提议让曾肯成回来工作，被所方拒绝。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技力量和综合国力十分薄弱。作为全国科研中心的中国科学院虽然拥有众多高级科技人才，但是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 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方面的尖端人才。
1958年3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了科学院筹办高等学校的设想。6月初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设置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等13个系，成立了数学、政治、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四个教研室。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科大当校舍，中科院院部和各研究所支援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并从各省、市当年的考生中优先录取了1600 余名新生。
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党委书记由科学院干部局局长、政治部主任郁文担任。郁文从延安时代便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位有文化修养、有能力有魄力的gcd人。他出任科大党委书记后，迅速调入了一批因为各类政治问题被研究单位或高等院校扫地出门的年青人，他们都是业务尖子。郁文认为：这些人学术水平很高，而高水平的教师是办好大学的首要条件，他说：“科大发了一笔洋财。”
数学所划为右派的曾肯成、同所没戴帽子但内定为极右的陈希孺、“思想反动”的近代物理所青年研究人员等等，中国科学院 40 余名“右派”和“有政治问题”的人在 1958 年底至 1960 年前后陆续来到中国科技大学，成为这所新建学校科技力量的中坚。
公共数学教研室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艾提也是延安时期搞新闻杂志的老干部，长期在中科院负责基层行政工作。他对曾肯成非常熟悉，把曾肯成从劳改的河北藁县直接调往科大任教，就是他提议的。
领导层开放的思路，使得科大的老师自然而然地淡漠了“右派”概念，普遍认为他们是能人、聪明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曾肯成在科大宽松的政治氛围中重新找回了自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
科大的任课教师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第一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很多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比如当年数学系的教学由华罗庚（1958级）、关肇直（1959级）、吴文俊（1960级）三位研究员亲自安排并负责编写有关教材，俗称“华龙、关龙、吴龙”；第二是建校初期调来的“有各种问题” 的专职教师，他们是各个学科的骨干与带头人 ；第三是从全国各个大专院校分配来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为主讲教师担任助教 , 是专职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复旦大学数学系1958届毕业生史济怀到科大后分到一间宿舍。过了几天系里通知他有一名右派曾肯成要住进来，让他小心。安置下来之后，史济怀发现这位右派人很和善，与他们这些刚毕业的小青年不同，数学通透，文笔极好， 两人逐渐成为知己。
常庚哲于1958年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分配到科大。他听过严志达先生的课程“半单纯李氏代数的结构”，课本就是曾肯成翻译的邓金著作。虽然数学没全听懂，但是从严先生口中得知译者曾肯成聪明绝顶，才气过人。5
常庚哲被分配到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四班为主讲教师关肇直做助教。艾提将他叫到办公室 ：“教研室新来了一个人，他叫曾肯成，划成了右派。这个人数学很好，但是暂时不让他接触学生，让他听听关先生的课再说。”上课时， 曾肯成坐最后一排，捧着厚厚的一本俄文版量子场论在读 ；同时边听课，边不时地抬头看看板书 5。这大概就是一心二用吧，普通人这样做肯定两件事情都耽误了，天才的思维或许可以在两件事情之间飞速跳转？
第一年科大各系的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都没有教材，由研究所请来的大人物主讲。他们走了之后，科大的教师必须自己讲，于是教材的问题凸显出来。曾肯成终究不是久困之人，1959年，科大非数学系的数学教材亟待规划和完善， 文理俱佳的曾肯成成为编写教材的最佳人选。教研室的领导对曾肯成礼遇有加， 从不另眼相看。5
曾肯成带着史济怀到原子能、无线电、自动化等系调研，分别了解他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数学。曾肯成是编写教材的主笔。在科大各系使用多年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皆出自他手。直到现在，科大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所用教材几乎都是在曾肯成教材的基础上改编的，曾肯成对建设科大的数学教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1963年，科大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系与数学教研室合并，统称数学系，这些教材成为数学系的宝贵财富。
曾肯成写书的特点是严谨、深刻、清晰 ；文笔流畅、深入浅出，特别注重逻辑和思想。比如我国所有大学的工科院系几乎都不讲实数理论，但曾肯成的微积分却将实数理论讲得条分缕析。
“文革”之后来到科大，获得过学校教学名师、安徽省教学名师称号的季孝达老师说，学生一般对数理方程不大感兴趣，上课一写一黑板，推导复杂，不得要领。但曾肯成的《数学物理方程》却写得非常生动，将课程的思想娓娓道来 ：数学就是从复杂到简单，例如乘法比加法难，取对数就能把乘法变成加法 ；傅立叶变换把线性偏微分方程变成常微分方程，再变成代数方程。季孝达在自己的教材和授课中也这样讲了。
曾肯成和陈希孺都可以不用任何参考书，只要左手夹一支烟，右手握一支笔，便可以在纸上行云流水般地一直写下去。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 他们写完无需改动，直接拿去刻蜡版油印，为学生发讲义即可。
曾肯成上课十分风趣，从不照本宣科。他讲微积分时说 ：“Taylor公式是一元微积分的顶峰”。
1959级无线电电子学系的赵战生上过曾肯成的复变函数。讲保角变换时， 曾肯成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去游动物园，看到老虎在虎山里，你在虎山外面。经过一次保角变换，可能你就到了虎山里，老虎在山外面。
1959级数学系学生冯克勤毕业留校，曾任科大副校长。20世纪90年代他赴美访问期间，受到一位科大无线电系毕业生的热情接待。这位在美国马里兰州工作多年的毕业生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曾肯成老师好吗？”曾老师给他们讲过复变函数。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节上课介绍什么是复变函数，曾老师满怀激情地说 ：“如果有一天我能到月球上去，我要选人间最好的礼物带给嫦娥，就选复变函数！”
这位毕业生的工作是研制医疗仪器，他带冯克勤去参观了自己的研究所。那里有三栋并排的楼房 ：一栋是他们的科研楼，运用计算机图形学，把人体器官在电脑屏幕上立体成像 ；中间是行政及检验审核楼 ；另一栋是病房。医生把医疗器械使用情况反馈给中楼，由他们传给科研人员进行改进。
他讲到当年自己求职的情景 ：研究所准备聘请三个人，一位要懂数学，包括几何学，傅立叶分析和复平面上的保角变换 ；另一位要懂无线电通信硬件 ；第三位要懂计算机软件。他说“我全懂！”马上就被录取了。
曾肯成才思敏捷，他上课前在心中打好腹稿，按照自己的奇思妙想一路讲下去，几乎从不出错。但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回正在讲定理的证明， 突然证不下去了，他一拍屁股，大叫一声 ：“唉，笨蛋，这里错了！”立时更改思路，继续滔滔不绝地证下去了。
万哲先为数学系代数专门化的学生讲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讲完上册后由曾肯成接续讲下册。上册有中译本，下册当时只有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冯克勤担任代数课代表，曾肯成有时忘记上课时间，要去宿舍请 ：“曾老师，该上课了”。只见曾老师躺在床上，枕边放了高高的一摞书，右手举着一本书， 左手举着一支烟。曾肯成闻声匆忙起床，什么都不拿就走。他常常背对学生， 在黑板上一边推导，一边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推导完毕大叫一声“好了”，这才转过身来。
在五十年代学校初创时期，玉泉路科大的教室、教工宿舍大都为二、三层的砖楼。教师都很年轻，多数单身，开始时四人一间宿舍，后来不断地修建新楼， 改为二、三人一个房间，并且随着人员的增长时有变动。由于地域狭窄，食堂、教室、宿舍离得很近，几乎抬脚就到。
伍润生在195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到教育部工作两年后，于1959年来到科大，分配到某栋二层一间宿舍的床位，住在曾肯成、黄开鉴隔壁。都是光棍没地方去，有时在大厅里打打乒乓球，但曾肯成从不参加，也没见他在校园里散步，更没有离开过学校。不过他时常两手藏进袖筒，在楼道里走来走去， 低头思考问题，如果有人招呼他，他也很乐意跟人说话。
曾肯成嗜书如命，但是新学校的图书馆不像清华大学图书馆那样藏书丰富了。因而只要图书馆新书一到，他就马上去借。
他不光精通英文和俄文，法文和日文的数学书他也能读。助教们辅导时遇到困难，常去向他请教 ；连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也不时来请教问题。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没有最低的要求。据黄开鉴讲，从没看见过他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乱七八糟地揉成一团堆在那里，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 随便抓起来一件就穿。裤子破了也不会补，剪块布用糨糊粘上，糨糊一干破洞就露出来了。他有时会抓起一只袜子以为是手绢。这个毛病多年未改，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常把孩子白底绿格的一只袜子当作手绢使用。不过因为讲课出色， 学生们倒是从来没有取笑过他。他在食堂买了馒头，吃不了就塞进抽屉，饿了想起来拉开抽屉再吃两口。
曾肯成喜欢喝茶，乱七八糟的茶都喝。他和伍润生都是烟鬼，乱七八糟的烟都抽。1960至1962的“三年困难”时期，烟草凭票供应，教研室不抽烟的老师都把烟票贡献给他们。实在搞不到烟时他们就拣烟屁股，把烟末拿出来用纸一卷，照样抽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抽过茶叶末，那东西抽起来是苦的。他们卷烟特别熟练，技术一流。
1962 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历经“反右斗争”、“三年大饥荒”后开始回暖。
北京市恢复了1956年开始、因“反右”中断了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华罗庚再次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主持试题讨论，闵嗣鹤、王寿仁、越民义、王元、万哲先、龚昇和曾肯成诸位先生，都是热心的参加者。更年轻的教师还有史济怀和常庚哲。
出题期间，伍润生站在宿舍的走廊里，看着曾肯成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停步对伍润生说，我有一道题了，你记一下 ；再从另一头走到这头，说又有一道题了，再记一下。
曾肯成出的题目标新立异，不落俗套，以有限的中学知识，编导出有声有色的故事。比如1962年高二组第二试的第三题 ：“把1600颗花生，分给100只猴子。证明不管怎么分，至少有四只猴子分到的花生一样多。并设计一种分法，使得没有 5 只猴子得到的花生一样多。”
从1962-1964三年期间，北京市数学竞赛试题都被《美国数学月刊》译成英文登载了，足见水平之优异。中午试题讨论会结束，大家一起在西单同和居进餐，算是对命题者的一种酬劳。5
在竞赛前的一个月，每个周日的上午，北京市数学会都出面租一个场地， 向参赛学生和中学数学教师作报告。每星期有一位报告人，讲一个专题，领衔的是华罗庚与吴文俊。对于中学生来说，聆听讲座与参加竞赛同样重要。他们可以和大师近距离对话，大师们敏锐的眼光、迷人的风采、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年轻的学子终生难忘。5
曾肯成作过多次演讲。他曾经谈到一件真实的事情 ：前苏联刚刚发射的一枚导弹，公布了落点的经度和纬度，提醒海上的船只不要从那里经过。怎样根据导弹的速度和方向推算发射地点呢？曾肯成没有用一点高等数学知识，仅仅根据中学生学习过的初等数学，引领学生完成了推导，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伍润生协助北京市科协做些竞赛组织工作。有一天曾肯成递给他一份自己的讲稿，鼓励他讲一次《复数与几何》。竞赛之后，所有的讲座由演讲人写成小册子集结出版。曾肯成让伍润生写，伍润生发怵，提议常庚哲执笔。《复数与几何》以第一作者常庚哲，第二作者伍润生的名义出版了。史济怀出了一本《平均》。这就是16册一套，当年喜欢数学的中学生爱不释手的《中学生数学小丛书》。“文革”后增添为17册，风靡大陆和台湾。
常庚哲和伍润生在欣喜之余也有些疑惑，凭曾肯成的知名度，数学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编这样一本小册子易如反掌，况且已经写好了讲稿，为什么坚持不署名呢？两人猜测曾肯成向来不看重名利，可能觉得让给年轻人更好。无论如何，他们对先生的美意永生不忘。5 这种做派也许就是古代文人的名士风度吧。从那以后，曾肯成提供思路，指导同事或学生写文章，而自己不署名的做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曾肯成还为中学生编写了一本小册子《100个数学问题》，可惜手稿在“文革”造反中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四、两袖清风
尽管曾肯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无奈头上一顶“右派帽子”直到1961年才被“摘掉”，从前苏联回国以后，他始终没能再交上女朋友。
天津儿童医院有一位儿科大夫龚可文，身材适中，眉目清秀 ；皮肤白皙， 头发略微有点发黄，讲起话来是标准的北方口音。龚可文在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名北京大学医学部）。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铁路职员，母亲做家务。抗战时她随父母逃到云南，在云大附中读书，胜利后返回北京，进入贝满女中。她书读得很好，数学成绩优异，考上北医之后，贝满女中的老师还问过她为什么不去学数学呢？
医学院学制较长，1954年她从北医毕业时，已经实行全国大学生统一分配， 她被分到由煤炭、水电等几个部合办的高干幼儿园。那里条件优越，又享福又清闲，夏天还可以公费到北戴河等疗养胜地去玩，只是没有机会为人看病。她苦读六年学到的医学知识丧失了用武之地，听诊器都快长毛了。
龚可文属于事业型书生气质，她不甘心就这样无所事事下去。同学听说国家有合理使用大学毕业生的政策，建议她给卫生部写信。她写了，说自己目前的工作不对口，希望调到医院，竟意外地得到了回应。刚好一位在天津儿童医院工作的同学愿意到幼儿园，两个人就对换了。龚可文的父亲因病提前退休， 父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便随独生女儿一起来到天津。
邻居给龚可文介绍对象，头一个小她三岁，她拒绝了 ；第二个是曾肯成， 小她三天，她同意了，也许龚可文天生与数学有缘。丁石孙感叹 ：“到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去参加了他的婚礼。”2 两位老同学早已成家立业，孩子都上学了。
三十五岁的人结婚，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超大龄了。结婚的头几年，二人两地分居。“文革”期间，天津儿童医院的“工宣队”联系南开，协商把曾肯成调过去。但曾肯成想到科大对自己的宽容，到了新的学校能否适应还是个未知数，就没敢去。他说 ：“我是个右派，算了吧。”那时候的工作日是每周六天，曾肯成在周日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看望妻子，逗留半天左右，倒也相安无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城市的大夫经常下乡，龚可文当然也不例外，她下乡时的队长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复员卫生兵。龚可文只会低头干活儿，不会抬头看路 ；不擅言辞，更不懂看眼色行事，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惹祸上身。下乡时她去晚了，队长很不高兴。有一天龚可文看到同行的党员助产士和实习生一起拿老乡家的枣吃，顺口说了一句 ：“别吃人家的枣。”下乡医疗结束时，她得到的评语是“怕脏怕累”，这是多年后她所在科室的科主任拿给她看的。
惩罚很快就到来了。天津东站附近有一家“盲流医院”，收治三年困难时期逃荒出来，生病流落街头的农民，大多是结核病人。天津市各个医院轮流派大夫到东站医院工作，因为传染性太强，一般的期限是两个月。龚可文被派去后，却干了两年。她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只能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吃两顿饭， 饿得两眼昏花。
她回到儿童医院就病倒了，被送到第五医院，又转到天津总医院，确诊为盆腔结核，因为拖延时间过长，病情严重，不得不动盆腔手术，并切除子宫。那时她已经结婚了。1965年，夫妻二人通过正式手续领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取名曾宏。这个可爱的小生命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人生乐趣。
1963年，科大的党委书记从郁文换成刘达。特别幸运的是，刘达对知识分子同样非常尊重，他从辅仁大学肄业，也是一位延安时期的革命者。他在文革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为我国凤毛麟角的党内教育家。刘达这类开明的gcd高级干部，为中国保留了智慧的种子。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在科大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刘达。“右派分子”曾肯成当然也不可能逃脱。
北京的冬天很冷，时有北风肆虐。女人出门时包上厚厚的毛线围巾，男人则戴顶蓝色或褐色的棉帽，两边嵌有栽绒帽耳，不用时并上去，用时放下来捂住耳朵。为了防止头油把帽子弄脏，人们经常在帽里上衬一层纸，以便脏了随时更换。曾肯成也有这样一顶帽子。与众不同的是，作为文人墨客的他在纸上题了启事一则 ：“敬启者，本主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飘零湖海，惟有清风两袖 ；浪迹人间，仅存布帽一顶。一朝失去，无力再置。可怜满头乱发，难对遍地秋霜。海内仁人君子，有拾得此物者，请按地址送还，本主人不胜感激。” 诗旁列出了自己的姓名住址。
20余年后，曾肯成的学生请他写下当年的启事，记忆力超群的曾肯成挥笔一蹴而就。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主持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刘西尧将军指令中国科大“战备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中国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搬迁基本完成。学校迁入合肥后，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缺乏，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
就在搬迁的忙乱之中，曾肯成的帽子真的丢了。但是拾到帽子的人并没有按照姓名地址将它送还给曾肯成，而是交给了当时掌管阶级斗争的学校领导。打油诗马上被定性为“反诗”，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曾肯成是右派分子，“破帽一顶”不就是影射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宣泄对党的不满吗？
李尚志刚考进科大就知道有曾肯成这么一个怪才，一个右派，但从来没有听过他上课。他们最早的接触是“文革”中编在同一个组，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右派”曾肯成是被管制的对象，而“革命学生”李尚志担任副组长， 在批判曾肯成“反诗”的斗争会上负责记录。有趣的是，通过曾肯成一次次的 “检查交代”，李尚志逐渐了解到他是一位好人，不但聪明绝顶，而且爱国敬业， 不由地产生了尊敬之情。
有一次曾肯成悄悄地出了三道数学题让他教过的学生去做。李尚志拿到了题目，全都做出来了。一天趁寝室里没人，他偷偷地向曾肯成请教 ：题目做得对也不对？曾肯成看了几眼，淡淡地说对了，没有其它表示。但李尚志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喜悦——作为一个教师特有的喜悦。就是这件事情，使得李尚志在“文革”后报考研究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曾肯成作为导师。6
曾肯成在合肥科大安定下来。1974年，龚可文带着父母和孩子迁来团聚， 调到科大校医院继续当大夫。校医院不设小儿科，但科大年轻的女教师们都知道龚大夫是儿科医生，孩子有了头疼脑热，便去找她。她不主张孩子吃抗菌素， 发烧了就开些磺胺类药物，戏称磺胺大夫。用现代的医学观点评判，龚大夫当年的医疗主张还是先进且健康的。
两个事业型的读书人生活在一起，矛盾自然而然地碰撞出来。龚可文要洗衣、做饭、张罗全家的穿戴，还要照顾生病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 ；曾肯成竟然一点家务都不会做，连挂面都煮不熟，甚至不会洗碗 ：他只洗碗的里面，洗好摞在一起后，里外面一蹭就又脏了，还得重洗。他还经常丢东西，从头到脚什么都丢。
曾肯成的烟瘾特别大，作为医生的龚可文反对抽烟，于是便实行经济制裁，不给零用钱了。在合肥科大时，有一次曾肯成到校外医院看病，向夫人讨了一角钱的往返车费。单程车费是五分钱，不料挂号还要交五分钱，曾肯成只得步行回家。
龚可文是孝女，对父母极好。岳父晚上睡不着觉，曾肯成觉得吵到了他，态度不好。到北京后岳母瘫痪卧床多年，龚可文侍奉床前。她从大医院转到校医院，又有家务缠身，职称始终停留在主治医师，不免感到委屈按照爱女小宏的说法：“父亲受的是传统教育，母亲上的是教会学校 ；爸性情懒散，妈却有洁癖，思维方式偏向非黑即白。两人没有搞好中西结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就要打架。”“妈说 ：‘我考的是北医，转哪个医院都行！’爸说：‘北医有什么了不起，我当年考清华是中南地区第一名！’就像两个孩子斗嘴。”
经过帽子风波，七十年代中后期曾肯成在合肥校区的生活总体还算安静。他很喜欢这里，甚至在自己的房前种了一棵“扎根树”，精心培土管理。
不料“命运”这种东西实难预测，经常给不幸的人们雪上加霜。1978年2月，聪明活泼，正读初中的爱女小宏突然病倒。送到安徽大学医学院，大夫说可能是白血病，但无法确诊。小宏是走着进医院的，却躺着出来了，病情发展很快，9个月后，全身器官衰竭，似乎难以逆转。身为儿科医生的龚可文慌了手脚——她从没见过这样的症状。有位教师告诉她，自己的一个学生发生过类似症状，转到上海去治疗了。
龚可文如梦初醒，马上联系她在北京的同学。有位同学恰好在大医院做检验科主任，亲自为小宏检查，找到了狼疮细胞。1978年11月，病情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在1970至1980年代没有很好的医疗手段，死亡率高达96﹪；而在龚可文读书的时候，红斑狼疮在课程中还没有出现。
龚可文联系到儿童医院的同学，孩子转到那里住进了医院。性命看来是保住了，但住院的费用不菲，光是床位费每天就要50元，打针用药就更昂贵了。对于这两位月工资五、六十元的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价。
曾肯成立即着手为孩子筹钱治病。他在清华、北大等多所院校代课，不管上什么课，不管上多少节，只要能拿到代课费为孩子看病，他都毫不犹豫地去干。曾肯成在代数界的朋友得知，纷纷慷慨解囊。万哲先在小宏住院期间不间断地资助他们，拿出的钱最多 ；丁石孙一次性交到他手里两千元，这在当时要算一大笔钱了。与他共过事的郝鈵新、科大的同事们全都向他伸出援手。
“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回到北京。1977年恢复高考，但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有限。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强烈主张让这些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知识相当匮乏的“知识青年”读书，于是办了一大堆大学的分校，目的是可以不经过教育部的层层报批，将高考分数略低于录取线的大批“知青”马上招收进来。时值计算机科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北京市科技局决定办一所计算机学院，定名为北工大二分校，招400人，10个班，3个专业， 由林进祥与北京市计算中心著名的计算数学专家吴文达一起负责筹办。
林进祥是1948年加入gcd的，她参加过解放军，曾作为调干生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1961年毕业分配到科技大学数学系，1965年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大约在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曾肯成夫妇来到林进祥家，谈到孩子的治疗费用，以及一家三口的住宿问题，意欲向老领导求助。那时他们临时落脚于玉泉路科大留守处，蜗居在一个由大仓库改装成的简易集体宿舍里。林进祥得知甚为着急，但她自己当时也非常困难，老母亲瘫痪在床，请一位保姆照顾，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小平房里。
林进祥突然“急中生智”，想到正在筹办中的北工大二分校。她说 ：“钱和房子我个人都没办法解决，可是我正参加筹办北工大二分校，此校后续目标是建立北京计算机学院，教学质量要求很高。如果你能来校兼一门课，打破头我也要想办法给你解决问题。”曾肯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对于他来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驾轻就熟，也不会影响他指导研究生 ；但是对于二分校来说，有曾肯成坐镇，一则可以培养刚刚调进来的青年教师，二则对兼职教师有很强的凝聚力。可谓两全其美。
第二天林进祥便与学校有关负责人商谈，很快得到认可。尽管办学条件十分困难 ：在五道口的一所小学里硬是挤进了北工大第二分校和北医第一分校两所大学，校方还是想方设法腾出一间小屋，派一名锅炉工每天为他生炉取暖。曾肯成终于在北京有个窝了！居有定所之后，照顾孩子方便多了。没钱买不起好菜，龚可文就经常买些便宜的小鱼，炸好了送到医院，为小宏补充营养。
当时北京市委规定 ：兼职教师每周4课时，月薪25元。林进祥向有关领导建议 ：二分校的兼职教师大多为科学院各所的研究人员，水平较高，月薪最好增加3元提到28元。再者，最好聘请曾先生为数学教研室顾问，指导兼职教师工作，使得教学质量更有保证，顾问月薪宜另加50元。得到认可后，曾肯成月收入78元，而林进祥本人的月工资为69元，曾公对住房和收入非常满意。孩子看病的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
史济怀得知后对林进祥感叹说：“曾公在科大只教研究生，从不安排他教本科生，这你是知道的！”林进详说：“我知道委屈曾公了，但曾公若不兼课，我如何向领导和教职工交代，我也是很无奈呀。”史济怀表示理解，对于计算机学院的建设来讲，曾公的加盟无异于天赐良机。
北工大二分校的校长由中科院胡世华院士兼任，他认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将会飞速发展，学校应该沿用中国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亦工亦理，理工结合”。由于五道口与中关村相邻，很多中科院子女报考北工大二分校，著名数学家段学复、吴文俊、万哲先都有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儿女，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家长智囊团”。这些数学家的一致意见是要加强数学基础课的教学，使得学生今后的学术发展保持后劲。
曾公教尖子班计算机科学系四班，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专职老师许蔓玲担任他的助教。许老师说 ：曾先生有一颗真诚的感恩之心，为了报答校领导对他爱女的救助，他一心一意为学校多做贡献。曾公深知春季入学的1978级学生上山下乡归来，基础很差，于是他在1979年暑假主动将成绩较好的学生，以及年轻的专职教师组织起来举办讨论班，进行单独授课。他还编写了四份专题讲义，包括排列组合、数学归纳法、二项式定理、复数。这些讲义写得太好了，深入浅出，文字精炼，许老师将它们完整地保存至今。曾公最中意的讨论班学生肖四海，早已成为美国计算机方向的技术大牛。
当时中科院和科大正在北京筹办研究生院，生怕计算机学院把曾公挖走。林进祥说 ：“放心，我们庙小，绝对装不下曾公这尊大佛。”清华大学也在筹办数学系，有人想给曾肯成提供优厚条件，把他请过来，时任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刘达说：“不要动曾肯成的脑筋，科学院肯定不会放他。”
小宏在北京儿童医院住了整整11个月，终于在1979年底病情缓解出院了，自发病到缓解，前后将近两年。
孩子赴京治疗初期，曾公曾在多所学校超负荷地讲课，几次在课堂上晕倒，学生见状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信件辗转到达之后，胡耀邦作了批示，大意是解决曾肯成同志的实际困难，报销其孩子的部分医药费用。这一善举让曾肯成有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小宏从此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后，于1981年秋季重新进入初中读书。父母的舐犊之情，使他们的爱女逃出生天。
五、放过蛟龙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科学文化”终于回归祖国大地，知识分子终于不再是“臭老九”，曾肯成这个被错划的“右派”也终于被组织上彻底平反了。1978年，科大提升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教授，其中只有曾肯成和一位物理系教师是从讲师直接升上来的。1981年，国务院任命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曾肯成名列其中。
1977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分别被教育部与中科院批准提前招收研究生。科大数学系经过在全国张榜、笔试和面试招到了三位 ：肖刚、李克正和单墫。前两位是曾公的研究生，单墫学习数论，因为导师陆明皋当时还是讲师职称，就在前面挂了科学院的王元研究员和本校的曾肯成教授。单墫算曾公的半个学生，与肖、李分在同一间宿舍。
肖、李二位是曾公的得意门生。恰逢有人送曾公两盆牡丹，一盆叫照粉， 一盆叫洛阳红。曾公很高兴，提笔拟对联一副：“肖刚李克正，照粉洛阳红”。
单墫在其《忆肖刚》一文中回忆：“我见过不少聪明人。数学界不像政界，没有特别愚蠢的，但说到天才，恐怕只有肖刚才当得起。…… 就说初等数学吧， 我算得上是解题高手了，但肖、李二人常有非常独特、优雅的解法，令人赞佩。例如Polya的名著《数学的发现》中有一道题：证明11，111，1111，…… 中没有平方数。原书的解法比较麻烦。肖刚扫了一眼说：‘模 8’，成为后来的流行解法。”
肖刚的政治见解高而准，但不大发表。有一次，校园里放映苏联影片《玛丽黛传》，描述立陶宛女gcd员玛丽黛如何奉苏共之命，策动将立陶宛并入苏联。他看了一会儿便说：“伪造历史”，站起来拂袖而去。
李克正和肖刚志向高远，决心学习中国尚未开展研究的代数几何。曾公全力支持，说你们最好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法国。于是肖刚开始自学法语，仅仅三个月时间，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法国电台的播音了。
肖刚毕业后，成为80年代代数几何领域的先锋人物。他主要从事代数曲面的研究。在代数曲面的纤维化、高次典范除子、曲面自同构群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1978年，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全面展开。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经过了八年艰苦的磨练，李尚志终于在这年9月考回了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与他同届考入的还有查建国和田正平。
与几位研究生聊天时，曾公有一大半时间不谈数学，而是谈古今中外，吟诗论赋。他讲数学时从来不循规蹈矩地引用定义、定理，而是提出一些精彩甚至古怪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学生的专业是代数，他提的问题有时看起来却与代数没什么关系。可一旦想通了，代数学的精髓和奥妙就在其中了。
他最常提的问题不是某一部分数学内容怎样叙述、怎样理解、怎样证明， 而是“书上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内容？不写行不行？”作为他的研究生，大家不是从他那里接受知识，而是被他“逼着”不断地思考问题。
他给学生指定一些必读的经典著作。学生虽然能够读懂每一步逻辑推理的过程，但总感到没有抓住书中真正的精华。而曾肯成的问题却能够让他们领悟到作者的原始想法，引导大家将作者所写的内容重新发现一遍。
代数学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是《抽象代数》。取“抽象”作为名字，内容当然以抽象为特点，是用抽象的公理化的方法处理群、环、域等代数结构。曾公却说：讲抽象代数应当从讲故事开始，从三等分角、五次方程求根公式这样有名而又有趣的故事开始。
有一次上课，曾公告诫学生：“你们要好好学，这是吃饭的本领。”旋即又自我纠正 ：“这是你们干革命的本领。”
曾公经常将自己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年轻人，让他们去解决和完成，却不准署上自己的名字。因此，他尽管是当时著名的代数学家，但发表的代数论文却很少，李尚志所知道的只有发在科大学报上的几篇。如果按照目前SCI论文的标准，他肯定评不上教授，拿不到高岗位津贴。
研究生入学一年，李尚志刚学完一些最基本的课程，曾公就将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拿来让他研究。问题是Baer猜想：非交换单群由它的子群格唯一决定。有人做了交错群，曾公做的是典型群，发表了《有限域上射影线性群的子群格》和《有限域上射影辛群的子群格》两篇文章。曾公做了线性群和辛群，布置李尚志考虑酉群。
于是李尚志开始学习华罗庚、万哲先的《典型群》，同时研读曾公的文章。他很快做完了曾公布置的题目，并且将方法加以变通，做出了段学复从美国带回来的O'Nan对典型群极大子群的猜想。李尚志又读了Building理论，用来对一般的李型单群完成了子群格猜想的证明。因而他的论文题目为《有限单群的子群体系》，给出了当年国际代数界在这一方向上最完整和系统的结果。
李尚志当年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一口气做出了一系列结果，却并不知道这些结果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他在合肥，曾公在北京，那时电脑和手机尚未出世，而长途电话费用不菲，只能写信告诉老师他的结论，但是证明太长，没有附上。据说曾公以前的习惯是从来不及时给别人回信。这次竟一反常态，一周之内接连给李尚志写了十封信，命令他火速到北京进行讨论。信中说：“万哲先、丁石孙说了，如果你做得没错，凭这些成果就可以拿博士学位！”
李尚志做梦都没有想过拿博士学位。虽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在中国实行学位制度，但是怎么授学位还没有具体做法。不过专家不管这些，他们只看论文的学术水平，根据他们对国外博士水平的了解，第一次将博士帽抛到了李尚志的头顶上空。李尚志在大巴山有过太多美梦破灭的经验，知道这件事情有些近乎痴心妄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在学位授予工作具体实施之前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不要在美梦即将成真时功败垂成。
李尚志和查建国挤硬座火车赶到北京，行李刚放下，住处还没有安排，曾公就迫不及待地让他们讲文章的研究结果和方法，同时也讲他的想法，就像打仗一样拼命。
万哲先让李、查二人到自己的讨论班作报告，并在赴美国访问时将他们的结果作为中国代数学者的成果之一进行介绍。段学复院士仔细研究了李尚志的论文，认真查阅了国际上相关学者的同类工作，决定支持授予他博士学位。1982年4月，首届全国代数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组织会议的段学复院士说：“大会报告不但要有老先生，还要有小先生。”特意安排了李尚志作大会报告， 而其他的大会报告人都是老一辈代数学家。
中国科技大学像李尚志这样被专家认为达到博士水平的研究生还有好几位。学校领导决定支持数学系进行博士学位答辩试点，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并得到了高教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
答辩会的前一天晚上，曾公与爱徒在校园里散步。曾公下了一道命令：“今天不许谈数学。”不谈数学谈什么呢？古今中外，诗词歌赋什么都行。李尚志几次不知不觉地谈到了答辩前的准备，曾公马上警告：“你犯规了。”他只得马上住嘴。走着走着，曾公突然冒出一句：“你有时候不严肃。”李尚志暗暗吃惊，自己什么时候在导师面前不严肃了？曾公说：“有一次批判我帽子里的那首反诗，你边做记录边笑，一点都不严肃。”
提起往事，李尚志笑了：“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笑过，当时只是觉得你那句‘一顶破帽，两袖清风’对仗特别工整。可能是心里赞赏，就不知不觉笑了吧。”师徒俩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人。
李尚志的博士学位答辩于1982年5月15日举行，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北京大学段学复院士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大丁石孙、华师大曹锡华、南京大学周伯勋、复旦大学许永华等教授任委员，算得上当年中国代数学界的“豪华”阵容了。
1983年5月27日，中国首批18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隆重地授予博士学位。他们当中有7位出自中国科技大学。
单墫也是十八位博士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数学竞赛的领军人物，他五次被聘为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教练、教练组组长、国家队副领队、领队，带领中国代表队获得过团体和个人金牌，并出版过一系列有关数学竞赛的畅销书。
北京大学的同届研究生张筑生、唐守文的硕士论文同样非常出色，但是当年北大规定，研究生要先得到硕士学位，再攻读博士学位。张筑生留校后因为讲课出众，深受学生爱戴 ；并于1985至1989年作为主教练带领国家奥数队连续五次获得总分第一，其中三次使全体中国选手拿到金牌。唐守文是1962年北京数学竞赛的状元，1978年报考北大研究生时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得到了198分的最高成绩。在论文评审阶段，曾肯成和万哲先建议授予他博士学位。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曾、万二人仍然坚持“唐守文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甚至在答辩委员会决议中写明：“有的委员认为达到博士水平。”曾公为此赋七言律诗一首：《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
岁月蹉跎百事荒，重闻旧曲著文章。
昔时曾折蟾宫桂，今日复穿百步杨。
谁道数奇屈李广，莫随迟暮老冯唐。
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
在这首诗中，“蟾宫折桂”指唐守文获得数学竞赛冠军的光荣历史，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岁月蹉跎百事荒废”，但唐守文并未消沉，而是重温旧曲，百步穿杨，在研究生阶段做出了优秀的成果。“数奇”指命运乖舛，李广和冯唐是古代人才没有得到重用的两个例子，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在现代的唐守文身上重演。后两句最为精彩 ：纵然“禹门高千尺”，授予博士学位坚持高标准是对的，但人家已经不是鲤鱼而是蛟龙了，为什么不能放他过去呢？
曾公将诗作投到《北京晚报》的《阿凡提专栏》，专栏不敢发表。于是只能在中科院和科大的研究生中流传。这些学生大多历尽磨难，在而立之年好不容易得到读书的机会，所以格外刻苦、格外努力。曾公的诗生动地体现了他对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为他们撑腰打气，因而很受欢迎。他对李尚志说：“我是在为你们张目！”
六、文人雅事
“文革”期间打乱了一切，连大学的图书馆都没人管了。曾肯成借书无门， 就想了一招：没人管借书了，可以去“偷”呀。于是跟史济怀商量，分工合作“偷书”：曾肯成趁中午吃饭时间，悄悄遛进图书馆选书，看看四周无人，便将书从窗户里扔出去，史济怀在下面捡起来，塞进书包。
曾肯成还让冯克勤去图书馆三楼选过参考书，他自己在下面捡。同样的伎俩使用了多次，有时找教师做搭档，更多的时候找研究生。当然，他们“自主” 借到的书读过后是要归还的。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今天看来， 实在是一桩雅事呢。
曾肯成喜欢花卉，也会种花。早年和黄开鉴一起住在北京玉泉路的科大单身宿舍时，他就在房间里养了很多盆花，看到好花便买。有时邻居的窗台上放着好花，他便像个孩子一样偷偷拿回自己宿舍。
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曾肯成看中了宾馆院子里的一盆月季，看看四下无人，就悄悄搬了起来，不料被保安抓住，说他偷花。有人跑去向会务组报告：“不好了，曾教授被抓起来了！”会务组只得赶快派人把他救了回来。
曾肯成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演讲时，邀请人陪他去欣赏那里的牡丹园，他偷偷挖了几棵带回合肥栽种，成活下来，遂赋《偷花诗》一首，诗稿已经找不到了。
1976年，他住在合肥校区眼镜湖边的家属楼，门前有块空地，他种上了月季和牡丹。人们常来赏花，有时摘走几朵。曾肯成生气了，在花圃边上立了块牌子，上书七绝《黄月季》：“淡黄碧绿素衣裳，独有林风阵阵香。倩影娟娟唯自好，敢来犯者刺他娘。”虽然牡丹是偷来的，但是移花栽种属于君子之“雅”，摘走鲜花则破坏了大自然，属于小人之“俗”了。
想想仍不放心，曾肯成又在花圃周边围了一圈篱笆，上赋《实用秋篱护菊诗》：“小圃春迴冒雨栽，蕊寒香冷带霜开。任君竟日留连看，莫趁无人闯进来。”此举还真管用，再没有人折枝采花了，大家都站在篱笆外面欣赏。
曾肯成返京后，李尚志博士毕业并留在安徽科大任教。有一次他向导师辞行欲返合肥，曾肯成说：“史济怀欠我一盆梅花，你催他尽快给我。”原来史济怀担任主管外事的科大副校长时，一位日本朋友来访，向科大赠诗一首。史济怀认为应该回赠一首，就求到了大才子曾肯成。曾肯成欣然命笔，双方皆大欢喜。事后曾肯成觉得诗不能无偿奉献，向史济怀索要一盆梅花作为酬劳。史济怀答应了，但一时来不及准备，曾肯成就让李尚志去“讨债”了。史济怀闻言笑答：“知道了，有这回事。”待李尚志再次赴京时问起梅花，曾肯成说“收到了”。
中科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曾公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当时有些教师对董金柱教授颇有微词，曾公以《葫芦诗》进行劝解：“篱畔长悬非待沽，因何笑我丑葫芦。葫芦自有葫芦趣，未识君侯信也无？”葫芦悬在篱笆旁并非等着待价而沽，为什么要笑它丑呢？董金柱依照诗意画了一幅《葫芦图》，曾肯成将其挂在家中。
曾公的诗经常写在纸边上，烟盒上，写完随手一丢。学生见到收藏了，或者他本人事后凭记忆默写出来，才得以保留一些。他在《读“桃溪诗存”口占一绝》中对写诗一事发表感慨：“少做篇篇如锦绣，壮年字字着心声。诗家大抵相差近，庾信文章老更成！”也许写诗和爱花是文人墨客的浪漫，与严肃的数学家不大相容，但在曾肯成身上，二者却浑然一体。
曾公讲义气，乐于帮助别人。科大讲师黄克诚来北京看肝病，研究生院答应接他一下。他到北京站没找到人，遂将电话打到曾家。曾公生气了，打电话给研究生院领导说：“我代表全国右派对你们提出严重抗议！”
家里经济情况好转以后，夫妇二人不时接济生活困难的老师，这是士绅的“义举”，因而不必声张。在合肥时，科大校医院的护士李章琪经常为龚可文的妈妈打针，她的老伴邓世涛是曾公数学系的同事，邓老师不幸早逝，李章琪一家生活困难。于是曾肯成夫妇多次托人向她转交钱物，每次数百元。
担任过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张韵华老师在帮助整理邓世涛教授的物品时， 发现了曾公夫妇写给李章琪的一包信件，下图是其中的一封，内容为1992年春，托李尚志转交600元钱。
每年最麻烦的事情是职称评定。曾公脑袋瓜子一根筋，不给别人面子，说评不上教授就评不上，没人敢跟他吵。于是人们只得找到小宏，“去跟你爸说说”，有时管用，有时不行。老爷子不占别人便宜，也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
科大的部分教师随研究生院回迁北京时，原校址已经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占去了东面的一半，研究生院只能占西面的另一半。而后来建成的研究生院宿舍楼在高能所北边，教师上课时需要从高能所穿过。为了奖励和照顾曾公，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生院为教师分配住房时，首先给了他二室一厅的两套相邻单元。
曾公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制度了然于心，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自然持有独立的见解。他只是弄不懂，或者不屑于去掺合风云诡异、争来斗去、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罢了。曾公仍然率性而为，仍然不懂政治。女儿小宏评论：“我爸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闻就要惹麻烦。”
因为早晨起不来床，学校总是把曾公的课排在上午10点以后或者下午。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国家领导人赴高能所视察。国级领导外出，动用一级警卫，也就是说，如遇冒犯之人，有权立即抓捕。曾公哪里懂得这些，照样在十点来钟慢悠悠地从家里走出去上班。刚到高能所地盘，担任警卫的武警战士马上拦住了他，告诉他领导人就要来了。
他乖乖地驻足等待。过了二十多分钟，没见车队的影子。他有点急了，问什么时候才能通行。警卫战士当然回答不了，曾公觉得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就请小武警放他过去，这个要求怎么可能答应。摩擦争执之间，曾公真的急了，大声嚷嚷起来 ：“有啥子了不起！上不如唐宗宋祖，下不如蒋经国李光耀。”
小武警听到这话吓坏了，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有人竟敢说出这种话来，马上将他关进了一间小屋。最先赶到的是高能所领导，以为出了大事，推门一看被关押的人是自己的老师曾肯成！他尴尬地问道：“曾老师呀，你又说什么啦？”高能所马上往研究生院打电话 ：“快来把你们的老曾公接走。”
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和副院长迅速赶到，对武警战士介绍“这是我们院的老教授”，陪着小心，好说歹说将他领回去了。曾公不服气，一路上还问人家：“我说得对不对？”着实让他过去的学生、现在的领导哭笑不得。
长此以往，搞得研究生院的老师对小宏说：“看见你爸得绕着走。”不定什么时候就说走嘴出格。小宏不由地数落父亲：“你每届运动都是运动员，要不是资格老，学生多，谁会出面去保你啊？”
父母都是书生，小宏反而出落得世事通透，人情练达。也许被环境所迫：每个家庭当中，总归需要一个能食人间烟火的成员吧。
小宏的性格十分开朗，她说：“不高兴是过一天，高兴也是过一天，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呢？”她开玩笑地称自己是“傻大姐型”，从不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悲悲切切，完全像健康孩子一样，尽自己的能力，该干啥干啥，做到哪儿算哪儿。她的乐观和坚强，给视她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带来了无穷的慰籍。
红斑狼疮就像火山，压下去正常一段，不知什么时候还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小宏在第一次病愈后只犯过两次，都不太严重，最后竟至于彻底痊愈了，也算得上医学史中的一桩奇迹。医生常讲病人的坚强意志与乐观精神至关重要， 看来此言不虚。
小宏在高考后因复习功课紧张犯过一次病，不久恢复过来。她原本报考计算机学院，刚好研究生院办了一个计算机班，母亲主张读书的地方最好能够回家吃饭睡觉，小宏就到计算机班去了。
1985年，李尚志被科大派到四川做招生宣传。他家乡内江邻近县城的一位县中老师对他说，我们的第一名是竞赛尖子，已经被北大挑走了，第二名你要不要？李尚志说先看看人吧。第二名是一位叫廖志坚的男孩，聪明朴实，李尚志极力动员他报考科大。廖志坚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科大计算机系读书。1989年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攻读硕士。之后于1991年去美国深造。
曾宏于1987年从计算机班结业，参加了工作。1988年她赴合肥科技大学进修，需要补习数学。李尚志就介绍正在科大读书的廖志坚去了，暗中希望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感情。两个年轻人果然情投意合，最终结为伉俪。
在爱女即将远赴重洋与丈夫团聚之际，曾公万般不舍，不由得回忆起十四年前小宏病重时，自己曾为她赋诗一首。于是提笔为当年的诗做了一段《序》：“女儿出国前夕，忽忆其病危住院时，某夜狂风大作，几不能寐，当即口占一绝，后几遗忘”。当年的诗云：“思儿未寐意何如，一任悲风夜啸呼。我为儿存天应惜，儿钟我爱病当除。”
现在美国定居的小两口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都进大学读书了。
生第一个小孩时，小宏又犯过一次病。从那时起经过二十余年，在最近的病情复查中，美国的医院竟然查不到她体内有狼疮细胞了。
小宏回京探亲，研究生院认识她的老太太觉得她是“福星”，过来摸摸她的身子，拉拉她的手，说是要“沾上一点福气”。
龚可文去美国照顾女儿生孩子，曾肯成就在北京的同事家里四处蹭饭，或者哪位同事的太太得空了，到他家帮忙做上一些，够吃两、三天的。李尚志和妻子每次到北京，都要到他家做一顿美餐让曾公享用。李太太做得一手美味的川菜，特别适合曾公这个湖南人的胃口。
七、密码奇才
1974年8月，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设立编码专业，成立“编码专业委员会”。曾肯成先生为这个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带头人。
据翟起滨《曾肯成小传》记载，曾公十分卖力，打算为来科大进修的解放军学员，以及被工厂农村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编写十本从代数学到编码学的讲义，以便他们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其中包括《组合数学》《数论与抽象代数》《移位寄存器序列》等等。
曾公写了第一本讲义《组合数学》。在讲计数的容斥原理（inclusion- exclusion principle）时，他摘录了《汤姆历险记》里的故事：汤姆在厨房对姑妈恶作剧，偷走她几个汤匙。姑妈发现汤匙少了大叫，汤姆偷偷地放进一批。姑妈一数又多了，汤姆再拿回来几个……。讲到映射的复合，他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最后两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讲到通信和编码，便信手拈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中的两种通讯手段，烽火作为敌情的编码；家书则代表我方的编码。
可惜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他的计划没办法完全实现。然而曾公不屈不挠，非要为编码专业做点贡献。他从进修教师翟起滨那里拿到一个密码方面的题目，涉及到对二元域 F2 上的多项式 f(x) = xn-t(x+1)t + 1 进行不可约因子的完全分解，还要计算与其相关的若干参数。
他指导几个学生钻研近世代数的基本理论，吃透中国剩余定理，找出幂等元的计算方法，最后得到了这类多项式的完全分解。曾公将其称为“棒打鸳鸯两分离”。
1976年5月，他带上编码专业的全体师生去杭州一个计算中心实习，并且用计算机算出了题目涉及到的所有多项式的素因子和相关参数。
将计算结果全部打印出来以后，他和翟起滨来到西湖边的柳浪闻莺，要了两杯龙井茶，坐下讨论进一步的问题。然后随手写下七言绝句《赠起滨》：“反复移存模二加，西湖无处不飞花。好风催得苏堤绿，一剪春光带到家。”回到合肥，曾公整理出研究成果《一般反复移位寄存器序列的分析与综合》。
1980年，曾公从科大正式调到研究生院。李尚志跟他开玩笑 ：“你在合肥的扎根树呢？”他无奈地笑了。
早在80年代初期，曾肯成就想到代数密码与通讯工程技术相结合的问题。他把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控制专业的吕述望、赵战生等教师找到一起，做流密码理论算法的工程实现。几位志愿者义无反顾地聚集到曾公身边，成立了自我命名的“电子密钥研究小组”（EKOS），隶属于中科院研究生院。一个“草根”科研集体就此破土，投身于一场持久的合作——从密码到信息安全的科技攀登。
赵战生的父亲赵毅敏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加入中国gcd，是《九 • 一八抗日宣言》的起草人。赵战生为人正派、宽厚，作为高干子弟，他原本可以选择做官、经商、留学，但他认为自己不是走仕途的料，选择了安贫乐道， 潜心学问。而吕述望则出自苏北贫农之家，精明强干。
赵战生在《我们走过三十年》一文中写道：“吕述望分析‘我们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领域，投奔了曾肯成先生这位名师’，当务之急是增长才干，干点实事。父辈也希望我们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来探索科学技术，完成他们未尽的强国大业。”
自行组建的研究小组面临三无：无场所、无经费、无设备。他们就以家为办公室：合肥有人出差到北京，北京有人到合肥，便聚集到某位同事的家里，把夫人请到一边，尽情讨论，挑灯夜战。困了东倒西歪地歇一会儿，谁要是突然有了灵感，马上爬起来接着讨论。没有经费，就去学校的印刷厂，讨要一些剪裁下来的废纸边用来记录演算，反复在玻璃板上画状态图，研究状态转化的规律，成为有效的土计算机。
研究生院在初创时期资源有限，连教工宿舍都没有，老师们暂住在“文革”中迁往外地的林学院（现林业大学）校内的一座单元楼里。EKOS成立不久， 院里特批了这座楼二层的一套房间，后来又在楼下修建了两间板房给他们当办公室，并允许将板房的夹缝连接起来做实验室。曾公喜欢月季花，每当一个成果转让给合作单位，就向该单位讨要一株，栽在宿舍和板房之间的空地上，成为小组成员至今留恋的“EKOS”花园。
曾公筹划建立一个密码研究中心，1984年11月正式在研究生院数学教研室门口挂牌“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简称DCS 中心），曾公是中心主任，赵战生是副主任，吕述望担任密码实验室主任，负责项目的保密管理。DCS中心从事密码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且面向有关单位招收密码学硕士、博士，成立学位专修班，于1985年8月正式开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个人电脑刚刚进入中国，头脑灵活的吕述望利用计算机教研室的微机学会了使用电脑，因而当电脑普及之初，他已经能够熟练地将其用于科研了。
这时林学院回迁北京，研究生院在那里的人员回到玉泉路上班，党委书记王玉民的办公室让给了DCS中心，工作条件逐渐好转。
万哲先有三位优秀的女学生：刘木兰、冯绪宁、戴宗铎，俗称数学所三朵金花。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挑选了52名访问学者首批赴美深造，戴宗铎名列其中。1985年，曾公将戴宗铎调到DCS中心，她是一位专注学问，极其刻苦，论文丰盛的少有的女性数学工作者。曾公对她非常信任和欣赏，称她是密码学研究的“拼命三郎”。戴宗铎的丈夫，中科院计算中心（后部分并入软件所）的密码专家杨君辉也常来参与讨论。这对学术伉俪，成就了中国密码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戴宗铎回忆，曾公有非凡的智慧，上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模2e”的极大长序列时，曾公提出讨论由它导出的各权位序列，并预言了权位序列周期的“倍增定理”和“最高权位序列的保熵定理”。
戴宗铎在《回忆曾老师》一文中写道，“保熵定理”是曾公为自己指导的博士生黄民强拟定的论文题目。定理的证明相当困难，几度停滞不前，处于胶着状态。但曾公始终坚定不移，确信论断正确。黄民强终于完成了这篇很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定理是曾公给出来的，按照常理，这篇合作文章的第一作者无疑应该是曾肯成，但曾公坚持没有署名。戴宗铎用n级M- 序列做了非线性前馈函数，只是不能确定它的代数次数。曾肯成断言：次数应该是 [log n]. 曾公果然有极强的洞察力，这一断言很快被戴宗铎证明出来了。
戴宗铎曾经问曾公，他为何总是能够作出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曾公回答，在报告之前，讲话内容已经在他的脑子里转过几百遍。
戴宗铎准备在美国密码学大会，简称“美密会”上作一个7分钟的自由报告， 曾公帮助她反复地试讲：她讲一次，曾公点评一次，包括遣词造句、语气速度，时间掌握。曾公给她打气：你不要紧张，就把台下的听众当成一片大白菜。戴宗铎的报告不多不少7分钟结束，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对于曾公的敬业精神，对于曾公给予自己的种种帮助，戴宗铎铭刻于心，终生不忘。
裴定一在《曾肯成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回忆，1986年，曾公又把刚从美国普林斯顿留学回来的数论专家裴定一吸引到 DCS中心。当时他的职称是副研究员，研究生院决定聘他为教授。曾公立即托人给他带去亲笔便条：“全票通过，立即报到。”曾公还不放心，又风风火火地从玉泉路赶到位于中关村的裴定一家里，亲口把好消息告诉他。他至今仍然珍藏着曾公的那张便条，并从此迈进了密码学研究领域。
翟起滨于1987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任教，1991年调到研究生院。翟起滨很想把孩子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读书，单墫带他去见了实验中学校长王本中和数学老师张春条，同去西单一所饭店进餐。翟起滨提起孩子曾在哈尔滨的数学竞赛中获奖，请求帮忙。王、张二位没有拒绝，顺便提到了入学赞助费的事情。
费用不菲，翟起滨筹措无门，曾公得知挥毫赋诗一首：“天眼不开枉自清，款爷神气九爷贫。前门无路后门堵，千古伤心翟起滨。”吩咐他交给数学所负责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裘宗沪先生。经过裘先生的协调，加之考试成绩优秀，翟起滨分文未出，孩子转学成功了，进入张春条老师负责的理科实验班。得知好消息，曾公为这首诗补写了跋：“为翟起滨徒手走后门代拟晋见诗，后因主事者明达，所求或出人意外的完满结果，令人感动。”
谁说曾公只会读书，在组建科研队伍的关键时刻，他将自己的组织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上述几位学者的加盟增强了DCS中心的研究力量。名师带领的“土鳖”和“海龟”的结合，数学理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才的结合，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人才基础。
曾肯成教授指导的黄民强博士于200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心受到过出色密码训练的郑建华于201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八、赤子之心
DCS中心遇到的困难，除了物质条件的匮乏，还有那个年代国家管理体制的局限。密码的研究和应用，历来是政府和部队机要部门的专权，民间难以介入。如何处理科研和保密的关系，他们没有经验，管理部门也处在适应社会发展，逐步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当中。
在国外，有密码学方面的杂志，有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密码学理论的学术交流，各国的密码学家通过这样的会议得到理论上的提高，回国后设计各自的密码。这就像在医学会议上交流做阑尾炎手术的经验，但具体的手术则由各国的医生自己去做。
DCS中心能不能在国际上发表文章，出席会议，成为经常性的困惑。在中心建立之初，这两者都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受到过违规的指责，甚至听到过卖国的申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保密部门逐渐重视起民间密码学的研究。1984年，相关机构的领导和专家放下身段，在黄山会议上听取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汇报演示。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保密通信基金，列入保密通信科技攻关项目。曾肯成和DCS中心的成员们开始整理零散的研究成果，将它们写成论文，准备参加1986年6月28日在北京玉泉路饭店举行的628会议。
在会议上，DCS中心的发言是这样安排的 ：曾肯成教授第一个发言 , 他先让自己的学生翟起滨用20分钟报告了含有伤残置换因子的特殊方程的例子和求解方法；随后，曾肯成用40 分钟阐述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密码体制的熵漏现象和有效利用”，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原创性工作，对密码的破译极其有效；接着，杨君辉就DCS中心对“DES型s-盒的研究”做了演讲，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设计 s-盒的原理分析得十分透彻；最后，吕述望、赵战生等人就物理噪声源和通讯中的帧同步问题给出精彩报告。会议结束之后，DCS中心得到了国家最大额度的经费支持。
1987年11月份，曾公带领DCS中心正式向国家保密工作局上报研究成果“密码学问题的一组理论研究”。他在成果前言中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数据与通信保护 (DCS) 研究教育中心，除了从事通信保密中具体密码体制设计外，也从事密码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下面申报的论文全面涉及了单密钥密码的设计、评价与攻击等方面的问题，并提供了通信保密中适用的新型物理乱源产生方法”。后来，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参考意见。曾肯成带领大家进一步将成果完善成《有关密码学问题的一组理论研究及开发应用》的文集。
丁石孙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破密码，而曾肯成就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来建立密码。后来有很长时间他的研究就转移到密码，而且要造密码机。八十年代中期，曾肯成关于造密码机的想法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国需要设计自己原创的，具备国际水平的密码体系。
1989年，DCS中心接到国务院相关部门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递交了申请。实验室在中心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来，于1991年通过验收，正式成为信息安全领域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赵战生为实验室首届主任，曾肯成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7年中，曾肯成和赵战生一道，出席了美国密码学大会。美密会是密码学最顶尖的国际会议，1981年才开始举办，当时每年录用的文章仅有20篇左右。
在会议的自由论坛上，曾公作了一个报告。那时我国的物质条件很差，连透明胶片都没有。曾公巧妙地用纸边写出讲稿，勉强可以通过投影仪显示在屏幕上。报告非常生动，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为了将问题表达清楚，他甚至描述了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波洛的破案情节作为类比。曾公准确流畅的英语让美国人颇为惊讶，会后有人问他是不是本地长大的华裔。
在那次会上，曾肯成拿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William Odom的一份命令，强调“不仅要支持与密码学有关的数学研究，而且要由NSA出面来支持一切数学领域的研究，以保持和发展美国数学的活力。”曾肯成在“关于经济效益问题的答辩”这一会议发言中回忆 ：“我在1987年拿到了这份命令，译成中文交给了当时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并从NSA的Morris博士手上看到了他们支持纯数学研究的一份计划，其中涉及李群、李代数、微分几何、代数几何这样一些纯而又纯的数学领域，简直像是国家科学院的计划。”
从1987-1990四年 间，曾公在刊登美密会论文的期刊Journal of Cryptology上发表了4篇重要文章 ：
On the linear syndrome method in cryptanalysis;
On the linear consistency test (LCT) in crypt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
An improved linear syndrome algorithm in crypt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
Pseudorandom bit generators in stream-cipher cryptography.
这4篇论文的结论都被收录在 Alfred J. Menezes 编著的《应用密码学手册》（Handbook of Applied Cryptography）之中，被评述为破译流密码最有效的分析原则和十分巧妙的计算方法。
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应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一位印度籍教授Ray的邀请，曾肯成携夫人在美国访问讲学，协助他指导研究生。曾公开设了三门课程：置换群、流密码、序列密码。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是美国在1977年公布的第一个商用密码加密标准，它的设计细节至今仍然是谜。在 1989 年的美密会上，曾肯成谈到了DES中 s-盒设计的一个疏漏。报告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警觉，他们通过美国密码专家和在华美国间谍对曾肯成作了一番调查，确认他是一位天才的密码专家，决定进行策反。
起初是由联邦调查局（FBI）的工作人员大约每两周来拜访一次，动员曾公留在美国。曾公说：“别的都可以合作，搞密码不行。”头几次他们没趣地走了；过两周后又来了，软磨硬泡。英文流利、脾气倔强的龚大夫生气了，几番驳斥他们。他们倒是很有耐心，坚持不懈地拜访下去。
这样僵持了18次之后，中央情报局（CIA）出面了，曾公住在哪里，中情局就有人住到旁边，有些人本身就是美国的密码学家，与曾公相识。曾公说：“哎呀，你住我旁边有意思吗？”这大约就是监视居住了吧。
由于FBI的反复劝说无效，CIA直奔主题 ：我们破解中国军方密码已建立了一个矩阵，其中就缺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只有你能提供。为此开出的条件不菲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聘请曾公做终身教授，年薪十万，并购置一座他所满意的住宅，签约后马上得到永久居留权。
来人谈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逐渐带出了威胁的性质 ：说你家住在什么位置，有几个房间，你女儿身体不好，美国有最好的医院可以为她免费治病，甚至领龚大夫去医院参观。
曾公感到自己和太太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向来“不懂政治”的他应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自从美国的“策反”行动开始，他就随时向自己认识的、当时在美国的每一位gcd员说明情况，寻求帮助。考虑到电子邮件肯定要被监视， 他定居美国的学生辗转通过可靠的邮箱帮他联系到正在英国访问的戴宗铎。戴宗铎回复邮件说：“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接受美国谍报机关的要求留在那里。”
是的，“不叛国”是曾公做人的底线，在又一次面临莫斯科火车站两列相反方向的列车时，曾公决不会违背他的底线。
曾肯成按照同事们的建议，将他的危险处境向路易斯安那州附近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作了详细汇报。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驻美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通报了策反事件，科学院秘书长马上以其它理由赴美访问， 专程帮助曾公夫妇处理回国事宜。
休斯敦总领馆非常给力，夫妇二人在一位台湾同行家中躲了几天之后，总领馆派出四名工作人员，陪伴他们一起乘坐美国国内航班飞往旧金山，直到目送他们登上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
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于1985-1998年前后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对曾公返回祖国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曾肯成是一位爱国科学家。”
曾公写道 ：“……我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美国讲学的两年之内，从1989年10月9日至1991年1月2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人员曾经先后找过我20次，保证提供永久居留权和高薪科学家待遇。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诱惑，也没有泄露我们自己的实际研究成果，并且从一开始就向我国驻美国使领馆和国内来访的科学院领导做了多次汇报。我在1991年1月25日回国。党和政府相信我，我感到十分欣慰！”
1992年11月20日，曾肯成、戴宗铎、赵战生被邀请到北京友谊宾馆， 参加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最后一轮答辩会。参加答辩的代表按照项目排列依次入场，场上听众皆为副部级以上官员。
戴宗铎清楚地记得，曾公以他一贯的风格，发表了不到十分钟的精彩讲演， 使人感到几乎可以一锤定音，奖项是拿定了。其余的二十来分钟由戴宗铎介绍了 DCS 中心的科研工作。
DCS 中心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这是科技界的国家级最高奖项，迄今为止还没有其它民间科研机构获得过此项殊荣。
数学在密码学理论研究当中至关重要。抗日战争期间，时任国民政府军中将，后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曾经委托华罗庚，成功地破译过日军密码。
数学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被称作“中国的眼睛”。他是一位有先天性视力障碍的半盲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序列密码分析理论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是中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之一。
在上世纪70-90年代，北京大学、中科院数学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研究生院DCS中心等单位，共同为我国密码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并且培养了国内一批现代密码学的高水平人才。
曾公十分希望赵战生、戴宗铎、裴定一、叶顶峰、翟起滨、吕述望等人把新创立的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搞起来。他亲自指导，组织了一批研究论文， 编辑成《密码学理论问题文集》，于1995年初在内部出版，并发送到国家密码研究的相关部门。
曾公特别想为国家带头设计分组密码算法。他与裴定一、戴宗铎、杨君辉、翟起滨等数学研究骨干多次讨论，强调我们设计的分组密码算法一定要比高级加密标准（AES）更高明。他还起草了三篇论文 ：
A new principle for block cipher: the invarient subset issue;
The block cipher systems EBEX-8 and EBEX-10( 戏称“王子与贫儿算法”）;
Differential cryptanalysis of EBEX-10 。
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曾经向有关部门上报，时隔 20 余年，论文的原稿可能已经无法找到。
曾肯成于1998年4月，71岁时退休。这位天赋异禀的奇人，这个不懂政治、率性可爱的老头 , 与喧嚣的人世渐行渐远。
尾 声
诚如邵帅在《曾肯成老师——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尊严》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他学术成就斐然，他一生却只有几篇署名文章 ；如果说他像华罗庚、钱学森那样相应党的召唤毅然归国，他却是在留苏期间被遣送回来的右派；如果说他学术地位崇高，他的一些同学，甚至学生都已经是院士了，他却没有任何显要的头衔；如果说他桃李满天下，可是他耕耘半生的中国科技大学，他一手创办的国家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的学生如今大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屡屡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却始终对祖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不是主流媒体中宣传的知识分子，但与他共过事的教师、领导过他的党政干部、听过他讲课的学生、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按照他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做科研写文章的教师和学生，却深深地、真挚地、长久地怀念着他。在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气节与尊严。”
铁三角万哲先、丁石孙、曾肯成的友谊延续了一生甚至身后，2004年曾肯成去世，万哲先与夫人仍然每年春节从北京城北的中关村乘车到西南边的玉泉路，去曾肯成家里探望他的遗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
丁石孙多次撰文纪念自己的老朋友，他在主持追悼会后写道：“我想这也算我为老朋友最后做的一件事。”“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他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今后为了后人的发展，我们要抓住一些闪亮的星星，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 李尚志，数学家的文学故事——追忆导师曾肯成教授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P.152- 160.
2 丁石孙 , 哭曾肯成 , 数学文化 , 3 (2012) , P.89-90.
3 北京方言，表达的含义是：走路的时候向前迈右（左）腿的同时向前伸右（左）臂。正确的姿势应该迈右（左）腿，伸左（右）臂，以保持身体平衡。
4 丁石孙 , 丁石孙有话可说 , 2006 年 7 月 19 日 , 个人出版物 .
5 常庚哲 , 奇才怪杰 , 良师益友——忆曾肯成先生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P.149-152.
6 李尚志, 名师培养了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P.192-198.
首批博士
Mysterioussea 2013-10-08 13:32:50
11月中旬的杭州。18位花甲老人在履行一个长达27年的约定。“来！来！大家还站在当年的位置，马中骐，你还是站在最中间，张荫南，你在他旁边……”一位老人高举着一张合影，提高了嗓门，指挥着大家。
队伍站好后，突然有一两秒钟的静默，18位老人和在旁的人，都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恍惚：如果忽略白发沧桑和身后的背景，他们似乎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当年，回到了1983年5月27日。
就在那一天，他们以同样的位置也拍了一张合影，不过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那张合影定格为中国教育发展史的里程碑：新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了首批博士。
这18个人的名字注定会载入历史，他们是：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女）、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惊涛依旧涌钱塘，见证春华秋实。踏遍青山人未老，重聚当年博士。十载沉浮，一朝展翅，同折蟾宫桂。今生注定，八千里路云和月。”18位博士之一的李尚志专门创作了这首词表达重聚的心情。
“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这个特殊的位置，我们也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博士学位证书为001号的马中骐说，1983年之后，18个人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聚过，但每个人都默默记住了责任，那就是要做出成绩，不辜负“首批博士”之桂冠。
“首批博士”是个历史起点，谁也无法忘记把他们托举到历史起点的人——站在18位博士身后的导师们。
因为这次重聚，厚重的记忆由此生动起来。
■本报记者 赵秀红
至今的传奇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或才华横溢，或博闻强记，他们的段子至今还在大学校园里流传。
“有次上课，讲课讲得出汗了，他掏出手帕擦汗，结果，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原来，他掏出了一只白色的袜子。”
“他给我们讲‘复变函数’，他的幽默和智慧，让大家佩服。他的讲稿，纯粹是做做样子，放在桌上，待风一吹，一把抓起来，就全塞在讲台下面了。他把数学都讲活了，称积分奇点为‘拦路虎’，常常说：‘我要绕开这只拦路虎。’”
“他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在理论研究上经常有奇思妙想，但很少将这些想法写成论文发表，而是告诉别人，让别人去解决和实现，人家写出文章发表，他还死活不准署上他的名字。他的论文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科大学报上的几篇。搁在现在，他评不上教授。”
……
在现在的中国科技大学，至今仍流传着“怪才”曾肯成的段子。他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博古通今，是数学界有名的才子，其才情不输华罗庚。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回忆说，导师跟我们聊天时，反而有一大半时间不是在谈数学，而是谈古论今。师生俩经常诗词唱和，吟诗论赋，拿捏字词。
曾肯成在莫斯科留学时被调回国。在莫斯科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停了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一列开往北京，一列开往华沙，登上华沙的火车可以逃脱厄运，但从此走上背离祖国的道路，所以明知道回国要当“右派”，挨整，他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文革”后，曾肯成在填写履历表时，上面有一栏是“受过何种奖励与处分”，“右派”当然是处分，填什么好呢？他索性在上面写了一首诗：曾经神矢中光臀，仍是当年赤子心。往事无端难顿悟，几番落笔又哦吟。
裤子还没穿好就被反右斗争的“神箭”射中了，这就是“神矢中光臀”。这句表面幽默实则辛酸的诗句说的是他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李尚志说，不知道老师在写诗时是否想起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仍是当年赤子心”，他写下的是无怨无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同样在科大读书、首批博士之一的白志东回忆说，后来给曾肯成“摘帽”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给戴上去的。
虽然一生尝尽坎坷和落魄，但曾肯成一样功勋卓著。1982年，他一头扎进国家急需的信息安全领域，一直干到退休，他创建的信息安全实验室成为国家信息重点实验室，他本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奖。在学生李尚志眼里，即使落魄，曾公也不失雅兴。有一次，在北京，曾肯成对将要回到合肥的李尚志说：“史济怀欠我一盆梅花，你催他尽快给我。”原来，当时史济怀担任中国科大的副校长，主管外事工作。有一位日本友人来访，拿诗相赠，史济怀让曾肯成作一首诗回赠。曾肯成说不能无偿奉献，问史讨要一盆梅花作酬劳。所以，曾肯成让李尚志去“讨债”。李尚志回到合肥跟史济怀说了梅花的事，史济怀笑着说：“有这回事，我知道了。”后来，李尚志再见到曾肯成时，曾肯成说：“已经收到梅花了。”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很多都是曾肯成这样的传奇人物。赵林城、白志东、苏淳3位博士都是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带出来的。1957年，陈希孺被选派到波兰留学，一年后因为“反右”被调回国，后下放到陕西洛川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回到中国科大，才有了一个安定的科研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带来沉重打击。他在“文革”中本来是个逍遥派，但他好发议论，受到了批斗，被定为“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所幸他生性豁达，能泰然处之。
“他跟曾先生很像，但有个地方不一样，陈先生有什么想法喜欢写出来，他写书都是‘一稿成’，顶多事后加个‘补丁’。”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白志东说，陈希孺记忆力惊人，喜读文史、经济，他能准确说出看过的某本书的某个数据，可谓过目不忘。他在写《数理统计引论》时，700多页，不过3个多月就完成了。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每天定了写20页稿纸的任务就一定完成。他又好客，家里总是有来访者，有时会聊到凌晨，他常常是客人走后接着写。
一直到现在，这本《数理统计引论》还是统计教材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一直被广泛地用作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的基础教材。
除了培育杰出的学生，陈希孺更大的贡献是拉起了中国数理统计界的队伍，是统计教育方面一位令人折服的“领军人物”。数理统计学本是我国数学中的薄弱分支，再经过“文革”10年的停顿，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队伍已衰微。陈希孺先后在武汉、开封、广东、九江、成都、郑州等地的统计讲习班担任主讲，他的讲学引进和推广了若干重要领域的研究成果，带领、培养和联系了一批人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目前在我国数理统计界的骨干队伍中，不少人在早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比如安徽大学的陈桂景、浙江大学的林正炎、北京工业大学的王松桂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首批博士的导师们以一股做人的正气和对国家的赤诚感染着学生们。马中骐回忆说，导师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他当年读书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导师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
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谷超豪是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洪家兴的导师，“谷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偶像，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在行动上却会给我一种精神的压力。”洪家兴说，很敬佩老师对信仰的坚定，谷超豪是地下党员，他1940年就入党，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从微分几何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谷先生给我们的重要启发，就是要把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与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教授徐文耀眼里，导师朱岗崑一身硬气，真诚率直。比如，他自己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效力，他认为天经地义，于是也顺理成章地以此来要求他的学生。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不能容忍“逾期不归”。
指“兔子”的人
导师就是指“兔子”的人，他们的功夫在于指出方向和道路，这种功夫要积累一辈子。
18位博士中，有中科院院士1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位，曾经担任过高校校长、院长或者中国科学院所长的有4位，国家级教学名师1位，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领队2位，其他的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谷超豪一辈子带的博士生不过20几个，但光中科院院士就有3个：李大潜、洪家兴、穆穆。
回顾这些，因为它不仅仅是历史，反观目前高校在培育学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其作为参照，对今天也许有所启迪。
“见到27年前的老朋友，触景生情，忍不住又想起当时谷先生怎么教我们。”洪家兴说，谷超豪话虽不多，但他在行动上教给学生该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谷超豪在教他们时，已经是很著名的教授。洪家兴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年纪稍长、身体较弱的教授给他们作报告，谷先生上去为他擦黑板，“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洪家兴说，谷先生教给他最重要的心得是：研究工作永远不要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同类的文章不要写太多，要有长远的理论目标，瞄准了目标，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向这一目标走去。这一点洪家兴也给自己的学生讲，并且声明：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我老师告诉我的。
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
洪家兴说，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有开拓性成果都很难，何况多个领域。重视用团队力量培养研究生，让学生在团队中成长，而不是单独面对一个导师，是谷超豪一直秉持的观点。就像他在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所说的，培养人才就像把煤块放在炉子里，让火热的环境使它燃烧起来。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会聚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
谷超豪选题独特而精妙，总能给学生一个很好的方向。洪家兴说，他出题目不像有些导师，题目出得特别难，却很难有发展余地，他就不一样，题目非常具体，让你能有抓手，而且深入下去会发现广阔的天地，“这就是大师的风度，在科研上他有很好的全局观。我现在带学生，就做不到老师这一点。”洪家兴说。
对导师“会带学生”的景仰不只洪家兴一个人。徐文耀回忆说，导师朱岗崑对选题有独到的洞察力，从选题到地学资料的选材，他都有很好的想法。“其实导师就是指‘兔子’的人，要打‘兔子’你得自己去打！”有的年轻人不知深浅，说这个是我做出来的！徐文耀笑着摇摇头说，其实，老师不告诉你“兔子”在哪里，你怎么打？“推公式他也许不比年轻人熟练，跑图书馆翻资料也许不比年轻人快，但是朱老先生的功夫在于指出方向和道路，这种功夫要积累一辈子，这正是我们一生很难望其项背的地方。”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带学生的“大哲学”相通，但也各有各的方法。在赵林城、苏淳、白志东读研究生时，也正是导师陈希孺研究工作十分活跃的时候。白志东回忆说，他的许多工作对我们从来都是公开的，这对我们迅速进入研究前沿领域极为有利。我们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是他给的，或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是他的工作的推广或者改进。“他指导论文一向很严格，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做出来，他就喜欢让我们举反例。”白志东说，对陈老师不能轻易说“这个题目不能做”，因为老师会马上追问：“是你没下功夫，还是确实做不到？”弄得几个人做不好不敢轻易拿出来给老师看。这种“举反例”的习惯，使他们对研究充满了兴趣，而且养成了锲而不舍的习惯，终身受益。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黄朝商总结导师戴元本最大的特点是：严谨细致，从来没有放手不管的时候。戴元本是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黄朝商说，戴元本每天到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研究生办公室问我们有什么问题，进展怎样？做戴先生研究生的3年里，我一直非常紧张，几乎每周戴先生都要到所里，和我讨论问题，所以，我一直不能停下来。“自己遇到对学生极端负责和认真的老师，真是太幸运了。”黄朝商说，如今，戴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思维非常清晰，坚持做研究，对国内外研究的前沿领域了如指掌，如此高龄的他还在学习计算机，甚至亲自编写程序验证结论。
为学生“张目”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讲门户爱人才，是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共同的志趣。
“老苏”、“老白”、“老赵”，陈希孺这样称呼自己的学生。当问起为什么这么称呼时，坐在灯光下一起回忆导师的3位老人都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个八九岁，这样叫起来更亲切？”陈希孺的“大弟子”赵林城说。
陈希孺最信奉“尽人事以俟天命”。他常说，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修养不到家，碰到了很多麻烦，甚至毁了一生，他常常以此告诫他的学生，学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愿意和他谈心。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陈希孺有个爱好，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时，只要有名额，总是争取带上“老赵”、“老白”或“老苏”，游览名山大川，他登临过国内若干名山之顶，后虽年近古稀，仍乐此不疲。苏淳回忆说，有一次跟陈希孺在攀登峨眉山时，赶上瓢泼大雨，他问陈希孺：“要不要登顶？”陈希孺俏皮地回答：“现在要是有一只烧鸡、两瓶烧酒，我就敢上！”
现如今很多理工科研究生称呼自己导师为“老板”。谷超豪就特别反对：“在教育领域里，不能搞这一套。师生又不是雇佣关系，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洪家兴回忆说，当年考上谷超豪的研究生时，因为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他曾经想放弃。站在人生的十字口时，谷超豪对他说了句：“机会难得，你坚持一下。”这句话改变了洪家兴人生的方向。“机会一旦失去，就再也抓不回来；一旦抓住，你将变成另外一个人。”洪家兴说。
在为学生争取机会时，这些导师可真的很有劲头。曾肯成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机会“跑破了鞋子”，他让李尚志去请北京大学的丁石荪参加答辩会。丁说他有课要安排。曾肯成一定要李尚志向丁石荪说：“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里敢这样说，但丁答应如期到合肥去。丁石荪送李尚志到门口时，李尚志才将这玩笑转告，丁石荪一笑置之。
首批博士中传播很广的一个故事是关于唐守文的。唐守文是北大数学教授段学复的学生，颇赋数学天才，念中学时得过中国最早的中学生数学竞赛状元。曾肯成和中科院教授、同是我国老一代数学家的万哲先极力支持唐守文获博士学位。但是，北京大学当时要求必须先获得硕士学位，才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唐守文只能先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在答辩委员会决议上，曾肯成特地写了一句“有的委员认为达到博士水平”。曾肯成还特意写了首《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的七言八韵：
岁月蹉跎百事荒，重闻旧曲著文章。
昔时曾折蟾宫桂，今日复穿百步杨。
谁道数奇屈李广，莫随迟暮老冯唐。
禹门即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不妨。
诗写好了，但没有地方敢发表，却在研究生中流传开来，成为给所有研究生撑腰打气的诗。曾肯成说：“我是在为你们‘张目’”。虽然最后没有帮助唐守文拿到博士学位，但曾肯成的惜才爱才可见一斑。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讲门户爱人才，是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共同的志趣。首批博士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总是想方设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拍板决定给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优先分配住房的政策，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校并不多见。曾经有几位现在已经很知名的教授如彭实戈等人，当初因为晋升教授时资历欠缺，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在潘承洞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
当然，在首批博士诞生的时代，师生关系的另一个主体——学生，尊敬老师如父亦如友。
导师朱岗崑的儿子一直在国外，徐文耀家离导师家非常近，经常去看望导师，做点好吃的给他送去。2009年，94岁的朱岗崑生病住院，徐文耀陪伴在侧，尊师如父。
让苏州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谢惠民至今遗憾的是，他的导师、控制论的拓荒者——关肇直，在60岁出头的年纪就因病离世。在当年的学位授予大会上，关肇直是唯一缺席的导师。谢惠民说，关肇直和同时期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想法，就是因为看到了系统科学跟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他创立了系统科学研究所，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谢惠民提到一个细节，让人动容。关肇直去世之前，对门下的6个学生作了很好的安排，有的转给了其他老师，有的派往国外学习。
让谢惠民难以忘记的是，30多年前，关肇直在中科院借来的一栋楼里，两个学期就为学生们开了两门大课，每次教室都坐满了人。“从我的成长经历中，就知道本科阶段多么重要，重科研轻教学是本末倒置。”谢惠民在苏州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坚持为学生上基础课不间断。他的《数学分析课》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也许，这种传承才是对导师最好的纪念。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范洪义说，他对天赋好、有灵气的学生这种爱惜完全是因袭了导师阮图南。范洪义在当阮图南的研究生时已经通过自学基本上掌握了看文献的本领，所以，他知人善用，让范洪义自选课题。这种信赖鼓励了范洪义，每当他有新想法或者推导出新公式，阮图南总是掩饰不住高兴，喜形于色地夸奖他“有本事”。
回忆从读研究生到指导研究生的30年，范洪义作了一首诗：“有志贤俊着彩笔，无形灵感偏寒窗。绕梁何时续新谱，沾尽先师几分光。”
在高校师生关系成为困扰话题的当今，再去看30年前的这些师徒之情谊，让人觉得温暖而又沉重。
附：范洪义（首批博士之一） 作
有志贤俊着彩笔，
无形灵感偏寒窗。
绕梁何时续新谱，
沾尽先师几分光。
[记者手记】不仅仅是回忆
这篇稿子源于一个承诺。去年，在对新中国首批博士的采访中（文见本报2009年9月16日第4版《中国博士，百炼出炉》），我深为首批博士的波折命运而感慨，更为培养首批博士的导师们而感动。采访于秀源博士时，他说，你一定要写写这些导师。我郑重答应了。这一承诺借博士重聚的机缘才得以兑现。
这次聚会迟来了7年，2003年，在于秀源的倡议下，17名博士（在加拿大的徐功巧当时没有联系到）决定于5月27日聚会，时值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20周年。但那次聚会因为“非典”而取消。
因为迟来，所以更加珍贵。杭州之聚不过短短两天，博士们见到老朋友，触景生情，很多回忆都被唤醒，尤其是谈到自己的导师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站在27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想最大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回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纪伯伦这首诗足以警醒我们。也许，站在首批博士的历史起点上，能让我们对当下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很多困扰和问题，有了清晰的参照，有了反思的依据。
当年的导师如何教学生做人？如何治学？他们如何带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这些问题在高校愈发凸显，有些方面我们确实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否在另一些方面存在倒退呢？也许，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价值理念趋于多元，高校不可能真的变为象牙塔而洁身自好。因此，当我们听到“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的新闻时，当我们习惯了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时，当老师们抱怨现在有点“怕”学生时，当高校爆出学术腐败的新闻事件时，我们往往并不感到意外。或许，这个时代的校园被经济大潮搅动是种必然，但是我想，无论何时，对传统价值理念的尊崇，对师生之间质朴温暖关系的呼唤，对大学学术精神缺失的呐喊，对高等教育办学真谛的本真回归，总是带有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我们，让我们离着最初的目标更近。
去年采访时有个细节让人感动：约好下午3点钟采访李尚志博士，下午2点钟，我收到了李先生发来的一条短信，详细告诉我去他家该怎么走，我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在今年的杭州聚会上，我告诉李先生我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从数学家吴文俊那里学来的，我第一次去见他，打电话问地址，他就把路线、小区、哪栋楼哪个房间讲得很清楚。
没想到，一个小细节的“渊源”竟如此悠长，更不用说他们从导师那里传承的更加厚重的精神财富，比如做人、治学，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们。这让我对首批博士的导师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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