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是一种养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转载】
作者：互联网
我为文化制定的定义是这样的——
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数一数，正好三十个汉字，全世界最短，而且，好像不能再短了。
对于这个最短的定义，我需要做一番解释。
我前面提到的跨国婚姻的离异事件，就与我们的定义有关。
例如，我知道一桩跨国婚姻的最初裂缝。男方是中国人，女方是美国人，两人是大学同学，在美国结的婚。女方并不苛刻，但实在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每年清明节必须回家扫墓。工作很繁忙，并非长假期，路途那么远，何必年年回？但男方想的是，父母已年迈，亲族都看着，不能不回来。这中间，就触及了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价值—— 亲情伦理；而每年重复，又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都是女方难以理解的。
举了这个实例，再读一下我的定义，就非常好懂了：“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这对夫妻因“文化差异”而离婚，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这个实例延展开去，大家想一想，哪一种文化不牵涉到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从根源上说，我们遥远的祖先不管是择水而居还是狩猎为生，最开始都只是为了生活，但当生活稳定成习惯，也就变成了生活方式，而“方式”就是文化。
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人们会逐渐处置自己与天地的关系，与家族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那就出现了精神价值。精神价值一出现，文化就有了主心骨。
历史发展到今天，什么是中国文化，答案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例如，儒家伦理、诗词歌赋主要属于精神价值；八大菜系、中医中药主要属于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什么是山西文化？什么是上海文化？那就是山西人、上海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再进一步，什么是八〇后文化、九〇后文化？是指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我发现，很多学者讲文化，对上，不问鼎精神高度，对下，又看不起衣食住行，一直在故作艰深的咬文嚼字中做着“小文化”、“死文化”。我的最短的文化定义，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上精神之天，入生态之地，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文化。
说到这里，我还只停留在这个定义的上半句。现在要说下半句：“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一定会结晶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是集体人格。
人格，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集体人格，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上的共同默契。这种共同默契不必订立，而是深入到潜意识之中，成为一种本能。
这个学术深度，最先是由大家熟悉的弗洛伊德创建的。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打了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的学生和对手荣格（CarlGustav Jung，1875—1961），明确得出结论：一切文化最终都会沉淀为人格。荣格又说，对人类各民族而言，更重要的是集体人格。
荣格以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为例，说明浮士德就是德意志民族集体人格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是由文化沉淀出来的，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写出来罢了。因此荣格讲了一句著名的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在这里，荣格把“浮士德”当作一种集体人格的象征体。
同样，中国文化的最后成果，也不是一大堆书，而是一大批人。也就是说，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荣格关于集体人格的说法，被一个比他小六岁的中国人听到了，那就是鲁迅。鲁迅也希望为中国人寻找集体人格，那时候他说的是“国民性”。他找到了一个“国民性”的象征体，那就是阿Q。除阿Q 之外，鲁迅在《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作品中，都在寻找“国民性”，也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大家一定会说，鲁迅所寻找到的集体人格，都带有很大的负面性。确实，这也正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严厉解剖。因为按照荣格的理论，阿Q、孔乙己正是中国文化沉淀出来的结晶体。鲁迅明白，改造国民性，提升阿Q、孔乙己等人所象征的集体人格，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我的文化定义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定义虽短，内容却很丰富。
我的思路来自近代，特别受益于荣格这位瑞士心理学家。但是，荣格的学说，来自他对人类古代智慧的吸取和消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儒家。他们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在这些主张背后却隐含着一个根本主张，那就是要大家做君子，不做小人。
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对立的集体人格。孔子把他们放在庞大文化课题的起点和终点，足见他与现代国际文化观念能够遥相呼应。
文化的定义解决了，我们也就越过了恩格斯所说的“布满荆棘的沼泽地”，接下来就可以在平坦的开阔地上痛痛快快地讲述中国文化了。
关于文化的补充衍生阅读：
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为文化作了定义，他说：“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在那段凤凰卫视制作的短片中，作这个定义之前余先生承认，很多文化人也不知道文化究竟是什么。
他说：“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太多了，自从泰勒先生提出第一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之后，比较著名的已经产生了近两百种，还是比较著名的”。可见，迄今人类对文化涵义的定义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在对文化作了自己的定义后余先生接着说，自己的这个定义：“一共只有31个字，是迄今最简单的定义。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精神价值，这就使文化从现象论进入到了价值论，有了灵魂。由此可以说明文化是人类摆脱原始状态的一个精神标志和价值分界。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文化有那么多自觉的认同和拒绝。”
他接着说：“这个定义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生活方式。这是我前面讲精神价值的具体实现，但也有可能是精神价值的异化形态。但不管怎么样，文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应该是质感的、可体验的、寻常的、全民参与的。
这个定义的第三个关键词是集体人格。说明文化以人为终点，而且不仅以人为终点，而且是集中在人格当中沉淀下来保持某种稳定。这个观点来自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他认为文化的最终沉淀物是人格，特别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出现的集体人格。”
他接着说：“这显然是讲的太深了，但讲定义就避免不了深，因此我们也不回避了，因为这是一切谈话的起点和制高点。”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
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
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 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 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
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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