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逻辑

国际贸易是个令人困惑的话题。所有经济学家，只要他还想在经济学家圈子里混，都相信自由贸易。他们永远都在呼吁减少关税壁垒，扩大开放，让商品自由流动。但你要问老百姓，有些人则是本能地相信政府应该保护本国的企业，别让外国货随便进来。

这其中有些是直觉思维的局限性。贸易保护的受益者很明确，他们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我们限制汽车进口，国产的汽车厂商就受到了保护，我们也觉得中国人应该保护中国人。

但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是全体国民，而全体国民不会整天为了汽车或者奶粉呐喊。保护的好处看得见，自由的好处不容易看见。

但是即便经济学家给老百姓解释了这个道理，老百姓还是不买账。我们看到的事实，好像不是每个国家只要一搞自由贸易就马上经济起飞。我们看到自由贸易给很多国家的很多人带来了贫穷，加剧了不平等，这些现象，不是你一句“比较优势”就能说明白的。

贸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你不能光让老百姓反思，经济学家也需要更准确的理论。两个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是一对夫妻，因为在印度研究贫困得到了诺贝尔奖。他们之前有本书叫《贫穷的本质》，最近又出了本新书叫《好的经济学》。《好的经济学》这本书使用了最新的研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更真实的贸易故事。

咱们梳理一下贸易的逻辑。以前有个物理学家叫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他涉猎非常广，从基础数学、核物理到航天飞机什么都搞，他有点看不起经济学。他觉得经济学里的结论，要么就是非常显然的、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要么就是强行弄一大堆数学，结果跟真实世界没啥关系。所以有一次乌拉姆向经济学界的“伟人”，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了一个挑战：你们经济学里面，到底有没有那种既不显然、又确实正确，既真实又重要的命题？

萨缪尔森就拿出了经济学家压箱底的宝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你可能学过李嘉图，这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说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最擅长的商品，然后去跟别国做贸易，而不应该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

这个理论不符合直觉：还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什么都能生产，像乾隆皇帝说“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那就没必要再跟蛮夷做贸易，而李嘉图说不对，哪怕外国人样样都不如你，你也应该只生产自己最擅长的几样，把其他的交给外国做，因为数学上可以证明，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零阶道理”。比如你是个多面手，工资比你妻子高，而且做饭也比她做的好吃，那你也应该专注于工作，把做饭的活儿交给妻子干：因为这样不但让她发挥了作用，而且你也会挣到更多的钱。

李嘉图这个理论里没有输家。那比较优势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反对自由贸易呢？

李嘉图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把一个国家当成了一个人。对国家整体有好处，不见得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好处。

弥补这个不足的，正是萨缪尔森。1941 年，年仅 25 岁的萨缪尔森写论文，把每个国家都分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两种力量。

• 萨缪尔森说国际贸易让劳动力富裕的国家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工人工资上升
• 让资本富裕的国家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工人失业

所以国际贸易的结果是穷国的工人和富国的资本家受益，而富国的工人受害。

你看这个理论是不是更符合现实情况，中国加入 WTO，就是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资本家受益，美国工人受害啊。这个理论叫做“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mrem）”，至今仍然是经济学家看国际贸易的基础观点。

但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它把一国的全体工人，当成了一个人。

按照萨缪尔森的定理，应该是哪个穷国引入了自由贸易，这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收入水平就都提高，这个国家的收入就应该更平等。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关税全世界最低，但是大清参加国际贸易的结果是只有上海人的收入增加了，其他距离国际贸易很近的地方，比如广东，收入反而下降了。正是因为国际贸易加剧了大清百姓的不平等，才有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而这个现象，居然到现在才被经济学家研究明白。

1991 年之前，印度是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外国货根本进不去，他们一个最土的国产汽车竟然销售了好几十年。1991 年发生了石油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火打劫，逼着印度搞起了改革开放。没有那时候的开放，就没有今天印度经济的起飞。但是印度经济并不是一开放就起飞的。事实上从 1991 年到 2004 年，印度都在感受自由贸易的阵痛。

2010年，有个当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年轻的女经济学家叫佩蒂娅·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发表论文说，1991 年的开放加剧了印度的收入不平等。是，印度贫困率总体下降了；但是，不平等反而加剧了，而且越是直面自由贸易冲击的地方越不平等，脱贫速度越慢。

《好的经济学》这本书说，托帕洛娃这篇论文一出来就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打击，这不符合经济学家崇尚自由贸易的直觉。但是后来人们不得不接受了她，因为其他人使用她的方法，发现 60 年代初的韩国、90 年代的越南也是这样，并且

「从 1985 年到 2000 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印度、阿根廷和智利都通过单方面全面降低关税开放了贸易。同一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而加剧的时机似乎和贸易自由化联系在一起。」

简单说，就是萨缪尔森的理论说穷国工人工资应该因为自由贸易而增加，可是自由贸易给穷国最初、最直接的结果却是普通工人工资下降，反而是那些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收入增加了。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之后也是国内收入差距增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贸不是你说做就能做的。

一个国家的工人并不是一个整体。

• 有些工人的技能正好能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他的工资就会因为外贸而上升。
• 有些工人所在的产业正好被进口产品所替代，他就会失业。

在理想的情况下，因为外贸而失业的工人应该前往那些因为外贸而兴起的新行业，但是托帕洛娃发现不是这样。新行业和旧行业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而工人通常不会搬家。而且旧行业的工人往往年龄也比较大了，他们很难再去学习新技术。人们总是宁可维持现状。

事实是旧行业被淘汰很容易，新行业想要建立起来很难。转型需要资本、需要机器和厂房、需要新的产品线、需要外销的渠道，这些都需要冒险。可是没人愿意冒险，连银行经理都宁可把钱投给那些已经借了很多钱、根本还不上的老客户，因为这样即便失败了也不是他的责任。

这就是转型中的“黏性”。因为黏性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开放就能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对外贸易不是自然就能发生的事情。发达国家有很高的准入标准，你一个印度小工厂不是说做就能做出来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

一般的说法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所以外贸有优势。但是低价并不见得好使。现在生产成本只占一件产品最终价格的 15% 都不到，那你再把劳动力价格降低一点或者升高一点，其实影响都不大。

相对于更低的价格，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一个家用电器哪怕再便宜，如果总坏也受不了。可是发达国家的零售商不可能一个一个地检验产品，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供应商有足够的信誉。

穷国生产者想要建立国际信誉是很难的。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好的经济学》中列举了几个办法。

• 一个办法是找中间商。埃及有很多家庭作坊会制作一种手工地毯，而最终把他们组织起来，能往美国出口地毯的，是一个叫“援助工匠协会（ATA）”的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一个叫“哈米斯地毯”的本土中介商。哈米斯地毯负责担保质量，ATA 负责提供设计方案和联系买家……而就是这样，它们也整整用了五年才把埃及地毯的信誉建立起来，才开始收到大量的订单。那我们想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台港澳的商人、那些海外华侨，是不是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一个办法是一开始就背靠一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自带品牌。可能有个本土的、原本是国有企业开始做外贸，也可能是一个跨国公司选择在这里办厂。
• 一个办法是产业集群。中国有各种集中生产某一种商品的地方，比如一度全世界的打火机都是温州生产的，还有什么“袜子城”“毛衣城”“鞋城”等等。这些地区不是一家公司控制，而是很多中小公司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链网络，享受整个地区的信誉。
• 一个办法是自建信誉。比如你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你立即可以到亚马逊或者阿里巴巴卖东西，你通过顾客打分来慢慢建立自己的信誉。
• 还有“出口鼓励政策”之类的办法，比如政府给出口企业提供退税。而这些方法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效。有很多穷国到现在也没建立起来自己的国际信誉……以至于班纳吉和迪弗洛甚至违背了经济学家的信条，开始怀疑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必要搞自由贸易。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本书，清华大学文一教授写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2016）。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句话：穷国不能全靠自由市场发展，因为民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中国发展的秘密是各地的地方政府给乡镇企业提供了资金、厂房、技术、组织和信誉担保。

不论如何，既然做外贸不是工资低就行，其他国家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可就难了。

“黏性”效应对美国也适用。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口并没有通吃整个制造业，而是非常偶然地集中在一些特定种类的产品上。比如中国通吃了女式非运动鞋和防水外套，但是放过了涂层面料。而这些产品类型在美国也是在一些特定地区“集群”发展的。这就导致美国某些地区被中国搞得出现大失业，邻近的地区却不受中国影响。

那你说美国没有户口，美国人家家有车，美国人搬家是家常便饭，美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换个地方、找个有前途的工作呢？没有。人们宁可失业也不走，然后因为失业人口增加，这个地区的服务业也会衰退。然后进入恶性循环，别的公司也不愿意进来。

集群化在上升期有良性循环的好处，在下降期就有恶行循环的坏处。如果每个地区都有多样性的产业，情况不至于如此。

不只是美国，研究发现「西班牙、挪威，还有德国，都在中国冲击下陷入了相似的麻烦。」

包括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内，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给这些自由贸易的失败者提供经济补偿，让全民共享全球化的好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该：衰落的就应该衰落，新兴的才能新兴。对此我们只能说是见仁见智。

总而言之，商品自由流动，可是人员和资本没有、甚至不愿意流动，这是全球化的一切毛病的根源。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理论仍然是对的，自由贸易仍然是好的，只是不均匀。从“应该干这个”，到“干成了这个”之间，有艰难险阻。

现代化这个圈是真厉害，但是进圈难，出圈苦。怎样建立自己的信誉，加入现代圈而不被忽略，这不仅仅是贸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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