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人之道：诚信乃立身之本 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诚信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语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随意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里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次，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真正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

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莆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莆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故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垦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数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薄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的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史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

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扔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史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常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致，金石为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微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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