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联合体应对下游分包商承担连带责任

（2018）最高法民申2076号    

本院认为：

根据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是否适用法律错误。

一、关于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于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根据该协议第2条的约定，华硅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在此约定的基础上，华硅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与德铁公司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是代表“联合体”进行投标、缔约的行为。同时，结合德铁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向“华硅公司（牵头人）、川冶设计院（成员单位）、贵冶公司（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出具《中标通知书》的事实，表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德铁公司对华硅公司投标、缔约系代表“联合体”的事实也是知晓的。因此，原判认定《工程总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并无不当。

同时，《联合体协议书》第4条约定作为“联合体”牵头人的华硅公司“总体负责项目的合同签订、工程实施、工程管理及投产试生产等所有总承包工作”。结合该条对其他“联合体”成员内部职责分工的约定，川冶设计院负责“现场技术服务”，贵冶公司负责“项目的建筑、结构施工及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可见，《联合体协议书》第4条是对“联合体”成员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职责分工的约定，故华硅公司有权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原判认定华硅公司与唐勇、王善池签订的《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应约束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并无不当。

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联合体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首先，华硅公司代表“联合体”投标、与德铁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并实际实施工程，以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与唐勇、王善池签订的《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等行为均系其履行协议的行为，也是根据协议约定代表“联合体”实施的行为。其次，贵冶公司在2010年12月9日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于2010年12月25日与华硅公司向德铁公司提交《投标函》、《投标保证金》函，结合德铁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向“华硅公司（牵头人）、川冶设计院（成员单位）、贵冶公司（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出具《中标通知书》等事实，可以认定贵冶公司也是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招投标程序的，其对《联合体协议书》也有实际的履行行为。最后，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川冶设计院在“联合体”成员内部的分工是“负责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及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川冶设计院亦认可其履行了设计义务。至于川冶设计院履行设计义务的行为是基于《联合体协议书》中“联合体”成员单位的分工，还是基于其与华硅公司于2011年2月1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二）》的合同义务，属于“联合体”内部对成员权利义务具体实现方式的安排。因此，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主张《联合体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申请再审主张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原判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华硅公司无权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但依据《联合体协议书》第2条、第4条的约定，华硅公司有权在招投标程序以及工程具体施工过程中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华硅公司的代理具备合同依据，不属于无权代理。虽然本案中“联合体”投标、中标的行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属无效，华硅公司单方与德铁公司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以及华硅公司与唐勇、王善池签订的《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均属无效，但不影响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依据《联合体协议书》就“联合体”的对外行为承担责任。

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联合体协议书》效力仅及于招投标法律关系，“联合体”之间的连带责任不适用于“联合体”与唐勇、王善池之间，原审适用连带责任错误。《联合体协议书》第3条约定“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而实施工程的行为属于履行总承包合同的行为。结合《联合体协议书》第4条对“联合体”成员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职责分工的约定，可见，《联合体协议书》并非仅是对招投标程序的约定。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主张《联合体协议书》效力仅及于招投标法律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

标签：分包商,川冶,协议书,贵冶,联合体,华硅,设计院,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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