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对“英语重要性”的误区
作者:互联网
原文《走火入魔的英语》,朱鲁子、杨艾祥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4
作者通过阐释《圣经》中“巴别塔”寓言认为,语言决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唇与齿、鱼与水的关系;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任何一种语言,在价值上都是等价的,没有优劣之分。但在技术层面上,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英语与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在技术层面上,与汉语相比,英语没有什么优越性可言,而且,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种难学的语言。因为英语属于表音文字,它的连续性差,不能二次抽象,不能对语言进行有效的压缩,不便于灵活地组合新的语言。这使得词汇量特别大,增加了记忆的包袱。虽然英语的词根有助于联想记忆,但和汉语的高度会意功能相比,它要差得多。作者明确地指出,英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和文明的载体本来没有毒,英语之毒,是指英语在我国走火入魔后的一种负面现象。该书将英语毒瘤的危害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扭曲儿童的思维和人格,养成崇洋媚外心态;第二,浪费人们的宝贵时间――当下的英语学习,占用学生学习时间超过四分之一,而绝大多数人学后几乎都没有用;第三,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每年数百亿元人民币;第四,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流失;第五,造成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所说的严重的“语言污染”现象,作者称之为“骡子语言”,它可能比有形的危害更甚。
书中指出导致今天英语走火入魔的原因至少有:第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很多人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祖国文化的自信;第二,教育决策失误――由于中国多年来一直教育资源稀缺,为了达到所谓的公平,只好采取考试的办法来分配资源,英语被置于一种错误的评价体系中,充当了“拦路虎”的角色;第三,考试制度社会化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有关部门制定考试规则、强制推行英语之后,一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肆夸大英语的重要性,为英语的泛滥成灾火上浇油。
作者认为,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在教育理念。要改革英语教育制度,首先必须摒弃我们目前以“造人才”为宗旨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性教育理念,而代之以“造人”为宗旨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次,国家必须修正人才评价标准,从“英语崇拜”的误区中走出来,还英语以“一门外语”的本来面目,必须对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淡化英语考试对一个人的升学、晋级等方面的影响力度,对那些纯粹是作为一道关卡而设置的考试要坚决取消。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位直接挂钩的四、六级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国家应重新制定英语教学战略:缩小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让被迫学英语的人少一点,使学习者学得好一点。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加强汉语教育,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是一本目标指向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教育哲学著作,而非泛泛的仅仅批评英语毒瘤的书。 --------------------------- --------------------------- 前些年,我随上海某大报记者团下乡,到了安徽某县,县里各种头面人物出面招待,酒过几巡之后,主客交换名片。县长见上海来的,名片上印有中英文双语,顿时自感惭愧,一边递名片,一边打招呼:“我没有外语!”、“我没有外语!”大概是酒喝多了,大伙儿都听成“我没有外遇!”、“我没有外遇!”,笑得前俯后仰。
为什么“我没有外语”让人惭愧?中学生告诉你:没有外语考不进大学啦!大学生回答:没有外语进不了外企啊!公务员说:没有外语升不了处长呀!教授曰:没有外语要被大学解聘哪!这个年头,谁都明白外语的重要:外语,是一切机遇的生命线。外语虽非万能,但没有外语,万万不能。
今日国人所说的外语,并非万国语言,而是一种特定的语言:English也。英语君临一切语言之上,成为无从挑战的世界语。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社会总是分为各种等级。而语言常常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志。上等人的身份,贵族阶级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与平民百姓不同的特殊语言实现的。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近代欧洲的法语,都曾经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如今,凭借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轮到了英语。
2001年,我与王蒙、王安忆、汪晖等在美国科罗拉多开会,东道主之一是复旦大学已故美学大家蒋孔阳先生的女公子蒋红教授,席间她九岁的儿子向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欧洲人到美国旅行,向两个美国学生问路,先用德语问,美国学生摇摇头;再用法语问,也听不懂;再换西班牙语,还是不行。一个学生似乎颇有感悟:“看来我们要学一学外语”。另一个学生很不以为然:“懂这么多外语有屁用!谁叫他不懂英文!”大伙听了哈哈大笑,王蒙连连夸奖说:有意思!有意思!
对于被“落后就要挨打”吓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融入全球化的焦虑,首先就表现为急于英语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为贵族阶级的家族徽章,要跳槽就跳槽,要升官就升官,要美女就有美女,要品味就有品味。假如你不懂英文,那么,学问再好,也当不了教授;专业再精,也入不了外企;总分再高,也录取不了研究生。难怪有中学将国文课也搞成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唐诗英译中体会祖国文化的精妙。英语像硬通货美元一样,其他语言只有折合成了英文,才能显现出可比较的价值。一篇杰作,假如没有翻译成英文,等于没有被世界承认;假如没有美国的点头,就不算国际知名。
如此三番,在广大的非英语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是英文。可以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可以将国文写得狗屁不通,只要一口美式发音,就自动获得了物质和精神贵族的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商务楼里正襟危坐,晚上出没于咖啡馆、酒吧,周末开着宝马去打高尔夫球。哪怕穿着襄阳路赝品市场买来的假货跨入恒隆广场,只要一开口用洋文问价,立即就换来令人尊敬的目光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据报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先生对目前中国“全民英语”的现象提出了质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外语之所以如今在中国具有莫大的魔力,说穿了,就是它的核心地位被国家人才选拔体制所正式承认,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无论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是职称评定、拿毕业文凭,不管你专业再好,或者可能一辈子与外语不相干,只要“没有外语”,就通通被拦在门外。
这样的一票否决权,就像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国家意志普遍化的产物。它虽然能够暂时地扼止底层的招生和升等过程中的腐败,却内在地破坏了人才评价机制中的专业自主性。像目前这样的外语“一票否决权”,是便于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和操作的外在标准,缺乏专业同行的内在评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区,对外语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从未来过老外的偏远小县城的公务员,或一个像古籍整理这样的基本没有外语需求的行当里面,普遍的外语要求无疑是多余的苛求。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分化的、各有行业自主性的社会,只能用多元的行业内在标准来选拔和衡量人才,用科举时代的“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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