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

同很多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我们对公众活动的参与还是比较积极的。但同过去相比，我们的联系更少了。我们仍然对公共事务感兴趣，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观众。我们乱出主意，却不自己参与游戏。我们用一种表面上的正式联系装点门面，却很少真正露面。我们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需求，它更少地需要我们的参与。我们更少地参与集体协商。我们更加吝惜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而且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善待和信任所遇到的陌生人。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萎缩的。单薄、肤浅、浅尝辄止的交流方式逐渐取代了深厚、凝重、行使良好的社会联系。我们的社会联系大多是有特殊目的和利己导向的”一锤子买卖“。就像社会学家莫里斯几十年前所预见到的，我们已经形成了”有限责任社区“，另一种较为乐观的表述方式是费舍尔等社会学家提出的”私人社会“。一些涵盖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目标多样和有不同类型成员的大型组织，正在为寿命更短、目标单一的组织和小型团体所代替。

这反映了我么生活的流动性，我们能更轻易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能轻易地分开。

曾经使我们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邻居 -- 不论我么是否喜欢他们 -- 的草根组织，正被职员主导的利益集团的急速增多所遮蔽，后者的目标仅仅建立在狭隘的自我利益上。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正被以功能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所取代。

 

2、时间与金钱压力

从这个章节开始，我们来讨论导致出现社会资本萎缩的原因。

解释社会参与减少的可能原因包括：

• 区域性的经济压力
• 工作不稳定
• 实际工资的减少，尤其是在收入分配中处于较少的三分之二的那些人 

现有的证据表明，工作忙碌、经济拮据、夫妻双职工家庭产生的压力只是很少地解释了社会联系的衰减。承受这些压力的那些人在过去都承担了较高的社会参与责任，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一发展无疑产生了互促效应，其影响超过了这些人自身。
有足够时间来组织公共活动、策划聚餐会等活动的受过良好教育、活力充沛的女性减少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其他人也就逐渐相互疏远了。同时，证据也表明，不论时间压力、经济拮据还是女性加入雇佣劳动大军，都不是过去20年里公民参与减少的主要原因。
做出无罪推定的关键证据是，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不论工作与否、婚姻还是单身、经济拮据还是经济宽裕，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的减少几乎都是一样的。

 

3、流动性与扩张

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美国人经常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每年都要迁移，而且在一次迁移后可能会稍加停留便又继续迁移。结果是，和恰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到处扎营，很快交上新朋友。

频繁的移植会阻断植物的根部发育，对于植物是这样，对于人也如此。一个流动的人需要花时间在新地方扎根。

城市化和郊区化造成了一种“扩张性的公民损失”。 

 

4、科技与大众传媒

电子通讯和娱乐的崛起是20世纪最强劲的社会潮流之一。在很多重要方面这一革命照亮了我们的灵魂、启迪了我们的头脑，但也使我们的休闲趋向于私人化和被动。我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个人消费，而非集体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上。

美国人的休闲时间日益以“眼球”为衡量尺度 -- 营销战略分析师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看东西（尤其是电子屏幕）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而做事（尤其是和其他人一起）花的时间越来越少。

 

5、代际更替

生命周期对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一般体现为3个方面，

• 家庭需要（即婚姻和养育子女）
• 精力的逐渐衰退（从青春期到老年不断下降）
• 职业生涯（即加入和离开劳动力队伍） 

不同的公民参与形式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达到高峰。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相继两代人在度过生命周期的一些重要时刻时的公民参与情况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事实。

过去几十年美国公民参与的整体降低部分根源于代际差异。

代际差异继续在后继的几代人的所表达的价值观中体现出来。这些变化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社会变化的一部分，从公共价值观转向个人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物质主义的这一增长大部分是因为代际更替，不甚关心物质产品的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被更强调第二台电视机和非常漂亮的衣服的一代人取代。

社区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含义。在我们原则上可能属于的各种各样的社区中，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些归属感。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最深厚的归属感是我们最亲密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和朋友。在这一圈子之外是工作、教堂、邻里、公共生活和其他种类的“虚弱纽带”，它们构成了我们各自在社会资本中的份额。

 

6、结案：什么杀死了公民参与？

• 第一，时间和财富压力，包括夫妻双职工家庭所受的特殊压力
• 第二，市郊化、上下班和城市扩张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 第三，电子娱乐
• 第四，代际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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